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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為什麼要討論小粉紅們的「主體性」
我們明顯對數字時代的政治活動不夠了解，對小粉紅的心態也不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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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6日，中國，穿上紅衛兵服裝的遊客到英山縣的長征精神體驗園參加活動，在中共黨旗下拍照留念.
這兩年來，人們似乎已經習慣小粉紅的操作了：幾乎是每隔一兩週就有公眾人物或群體遭到「網暴」，以至於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退出某些公共平台或發表道歉聲明。從五月以來，「受害者」就覆蓋女權行動派、LGBT、蔣方舟、科普工作者、羅翔，甚至還包括胡錫進和《環球時報》的員工。
在針對這些事件的評論中，有一些弔詭的現象出現。牆內公開的文章因為不能提及「房間裏的大象」，論者多是感慨「簡中互聯網連這樣的聲音／群體都容不下了」，或追憶往昔，或痛陳後果。但由於這裏面結構性的因素過於明顯，在被小粉紅極力針對的人群（他們所謂的「恨國黨」或「八千」）裏，「房間裏的大象」倒成了頻頻使用的解釋。這也是牆的一個作用：它讓反對它的人因為意識到它的存在而產生一種輕浮的優越感，讓他們因為觸碰它的忌諱而產生一種犯禁的快感，但也讓他們因此陷入一種傷害性更大的智性懶惰之中。
對於小粉紅的「主體性」問題，曾經存在一些簡短的隔空辯論，大多出現在牆外，或者牆內的非公開場合。一方面，有一些人認為現有對小粉紅的分析都過於「傲慢」，貶低或抹煞了小粉紅的「主體性」，忽略了標籤背後是活生生的個體的事實。另一方面，有人認為不需要給小粉紅賦予過多的複雜性（俗稱「加戲」），他們覺得小粉紅就是黨國的工具，用完即棄，甚至根本不值得研究。
持第一種想法的主要是立場偏向國家主義的人，也包括一小部分「少數派」，而持第二種想法的主要來自少數派。這篇文章主要針對的是第二種想法，但我相信一旦內容得到展開，第一種想法所產生的困惑也將不攻自破。
我總結了一下，具體來說，第二種批評可以展開為如下的觀點：
1）小粉紅是被洗腦的。
2）小粉紅不會為黨國豁出身家性命，都是打打嘴炮。
3）小粉紅會見風使舵，一旦變天，他們就會變成「帶路黨」。
4）小粉紅遭受鐵拳之後就會醒悟。
5）網暴與舉報並非真正的公共行動或政治參與，而是對後者的劣質模仿。
6）小粉紅的影響力沒有想像中那麼大，更加無法裹挾當局。
對於這些具體的觀點，我並非全都不贊成，相反，正因為我認為這些反對意見中有不少確實包含着洞見，所以它們應該得到認真的對待。這篇文章的意圖並非簡單地駁斥這些觀點，而是希望能將其中的洞見吸收進來，對之進行有效的解釋。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更整全、更深入地理解小粉紅的存在。
當然，如果僅限於此再次分析小粉紅，那就錯過了一次將「主體性」問題推入長遠議程的機會。也可以藉由對小粉紅的「主體性」的分析，談談中國人的「政治主體性」如何得以建立——這種政治主體性真的需要像中國施特勞斯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奠定在「文化主體性」之上嗎？
有沒有不體現主體性的小粉紅？
當講到一個人的主體性時，要麼是說他是基於自己真實的意志去行動，要麼說他的某些內在狀態（信念、情感、願望等）對他的行為是有解釋力的。
首先，需要對「主體性」下一個定義。「主體性」（subjectivity）是一個複雜的哲學概念，不同的哲學家或許有不同的定義。哲學家湯姆斯·威廉斯（Thomas D. Williams）如此談到「主體性」：「由於一個人的主體性，他不僅基於外部力量和受到外部力量的推動去行事，他還出於自己的內在去行事，即出於自身主體性的核心。因為他是自身行動的主宰，他認同自身的所作所為，所以這些所作所為不能還原為客觀的分析，也因而拒絕定義。這種對定義的拒絕，這種不可還原性，並不意味着這個人的主體性和生活經驗是不可知的，但必須通過一種不同的方法來得知，一種僅僅顯示和敞開其本質的方法。」
湯姆斯·威廉斯對「主體性」的用法與政治討論中大多數時候的用法接近。當講到一個人的主體性時，要麼是說他是基於自己真實的意志去行動，要麼說他的某些內在狀態（信念、情感、願望等）對他的行為是有解釋力的。所以，當有些人批評忽略了小粉紅的「主體性」時，意思是人們否認小粉紅是出於自身真實的意志去行動的（比如當人們說小粉紅是被洗腦的時候），或者他的意思是人們在解釋中過分強調了外在因素的影響（比如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對小粉紅自身的信念、情感、願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夠重視；當然，他也有可能說對小粉紅的內在狀態的描述是錯誤的。
這裏可以先做個辨析：有沒有不體現主體性的小粉紅？
按照上面的定義，如果一個小粉紅的行為是受到操縱而產生的，那他應該就沒什麼主體性。受到操縱的例子可以包括：被命令、拿錢辦事、受到嚴重的信息誤導。儘管官方矢口否認，但很多小粉紅的「行動」其實是有官方授意的，甚至其中一些帶頭的就有官方的背景。這種基於命令的「行動」，不管再激烈，也不能體現什麼主體性。至少從2008年起，中國政府就有僱傭體制外人員搶佔網絡輿論陣地的習慣，所以在微博上看到很多情緒特別激動的小粉紅，有的不過是拿錢辦事，千萬不要跟他們較真（當然，有的人可能會說，拿錢辦事的那些叫「五毛」，不能叫「小粉紅」）。
「受到嚴重的信息誤導」，大概最接近人們平常說的「洗腦」了。這種情況比較複雜，要避免「大而化之」，也就是說，最好不要將政治教育和其他意識形態灌輸等因素涵蓋進來。不要管一個人是如何形成其政治信念的，只針對一個人在就一個具體的事件展開行動（包括言語行動）前，他對該事件的認識是否受到嚴重的信息誤導。當然，這裏的複雜性還不僅限於此。比如說，有的小粉紅會翻牆出去看外面的信息，當他看到牆外某些與自己的政治信念相互契合的信息時，或許會加倍鞏固這些信念，並且認為另一邊才是「被（西方媒體）洗腦了」。他沒有想到的是，從好幾年前，中國政府就花費重金在牆外搞「大外宣」，而且後來駕輕就熟，已經能做到「外宣內宣化」和「內宣外宣化」，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2019年9月24日，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有中國支持則在商場內揮動中國國旗和唱中國國歌。
2019年9月24日，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有中國支持則在商場內揮動中國國旗和唱中國國歌。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我不主張一種如此高不可攀的主體性。
如果一個小粉紅在對某些事展開「行動」前，他關於此事的信息受到來自官方的或一些自媒體的嚴重誤導，而且假設當他知道充分的信息（這裏必須先排除徹底的反實在論），他可能不會展開那些「行動」，那人們會說他的「行動」是缺乏主體性的。舉個例子，前陣49中林同學墜樓一案，有的網民根據一些捕風捉影的信息，認定這是境外勢力在製造「顏色革命」，於是開始在林媽媽的微博下大肆咒罵，並對在現場被拍到的一些年輕人進行人肉搜索。當然，有的小粉紅即便受到嚴重的信息誤導，也不影響他做原來會做的事情，那說明這些信息對他的行為不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即便將這種情況排除在外，考慮到簡體中文界普遍的信息污染，在小粉紅大量參與（儘管這種參與一樣可疑）的公共事件中，小粉紅在其中能展現多少主體性，是存在嚴重疑問的。
有些真誠的國家主義者可能也不會否認這點，但他們會說，自由派又能好到哪裏去？自由派及沒有被外媒信息污染嗎？這個問題留待日後討論。
這裏需要澄清一個誤解，有的朋友認為在小粉紅成長的過程中，受到了大量政治教育或者媒體裏的主旋律宣傳的「誤導」，他們的政治立場就是這種誤導的產物，所以不管他們後來做的事是不是受到操縱，他們都不可能有主體性。我不主張一種如此高不可攀的主體性。一方面我傾向於認為，一個人的政治信念如何形成，很難歸因於單一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一個人如何形成其政治信念跟他的主體性有必然的關係，毋寧說，他的政治信念跟他的核心信念的關係，他的這些信念與行動之間的關係，才是主體性的關鍵所在。
所以接下來的爭議點在於，有的人認為，對於當下中國人來說，他們的政治信念並不是他們核心信念的一部分（其核心信念是生存論邏輯，即什麼對他們的生存發展有利，他們就會做什麼），因而他們也不會真的踐行這些信念，或者說，即便他們去踐行這些信念，它們也不是作為政治信念被踐行的。韋乞兩年前在端傳媒的《中國大陸民眾的政治信念與政治實踐的邏輯》，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他尤其提到，他的論斷主要針對支持政權的人而發。我在《政治認知主義與政治行為主義》中對這種立場進行了詳細的回應，不過這裏我希望以另一種方式再作回應。
小粉紅的主體性
利己的主體性vs激情的主體性vs本真的主體性
我認為，之所以有人不願意承認小粉紅有主體性，是因為把「主體性」看得太高，或者說，對「主體性」並沒有進行過任何的區分。在政治中，難道只能存在一種主體性嗎？應該承認，有的主體性確實沒有那麼「高尚」。比如說，一個人認為當下的政權是最能符合他長遠利益的政權，因此，他願意以實際行動擁護這個政權。我把這種主體性叫做「利己的主體性」，即基於利益計算而行動的主體性。
要把這種主體性和前面那種受到操縱的「拿錢辦事」區分開來。「拿錢辦事」固然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它和「利己的主體性」是不一樣的。利己的主體基於利益計算去做一些事情，但在這個過程中並不存在一個拿這些利益去誘惑他的另一個主體，所以他並非受到操縱。而且即便他基於利益考慮去做一些事情，他也不能馬上得到那些利益，那些利益與他所做的事之間不是一種簡單的刺激—反應的關係。
事實上，這種利己的主體性與韋乞所說的「生存論邏輯」相當接近，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他把「政治邏輯」和「生存論邏輯」截然區分開來可能是不合理的。即使不將政治完全理解成「利益鬥爭」，但政治裏當然會涉及利益的分配，指望所有人都站在一個「無知之幕」下去思考利益的分配，而不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是完全脱離現實的。那些在海外的街頭與香港年輕人進行交鋒的中國留學生，有不少可以落入「利己的主體性」的範疇，因為他們的家庭在國內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
在政治理論中有一種現象頻頻被哲學家提及，我稱之為「激情的主體性」。激情的主體性並不是基於利益計算來行動，而是基於道德或政治激情。這些激情可以包括忠誠、勇氣、義憤、榮譽感、愛國熱情、對某個群體的歸屬感，也可以包括怨恨、仇外和恐慌。
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在《論政治的本性》中如此談到政治中的激情：「動員需要政治化（politicization），但政治化就不能不產生互相衝突的世界觀，也伴隨着人們各自認同的諸對立陣營，因此在民主程序的範圍內對激情進行政治動員是允許的。」基於激情而產生的政治行動，中國人最熟悉的例子之一應該是五四運動。這些五四青年既非受到蘇俄或陳獨秀李大釗的操縱，也不是為了自身長遠的好處，他們走上街頭，一者是出於愛國的熱情，一者是出於對當下政治和社會狀況的不滿。即使不像後世的理論家或宣傳家一樣對五四運動賦予「覺醒」之義，也可以說五四青年的身上是有主體性的。
當然，有些出於道德或政治激情的行動，在道德上可能存在爭議，比如在日本近代層出不窮的政治暗殺中，有不少刺客的確出於愛國之心，認為被刺者是要禍害自己的國家，儘管愛國的刺客得到許多民眾的同情，但這些刺殺行動不一定經得起道德上的推敲。
在《粉紅狂潮與體制外的極權主義》中，我也曾提到小粉紅背後的政治激情：「人是政治的動物，天生嚮往着在行動中與他人建立聯結，尤其當原子化和私人領域中的生活不再能給他們提供意義來源的時候。這些人躲在自己的一方天下刷着綜藝節目、韓劇和追星的某個時刻，心中會突然升起一種對『崇高感』的追求，而對於一個沒有任何條件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的民族，唯一的崇高就是『愛國』。」
201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北京天安門廣場有盛大活動慶祝國慶，有民眾在廣場附近一帶用手機拍攝。
201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北京天安門廣場有盛大活動慶祝國慶，有民眾在廣場附近一帶用手機拍攝。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有的哲學家會認為基於激情而非理性的行動，並不能體現真正的主體性，或者說，並不能體現真正的「自我」。在《兩種自由概念》一文中，以賽亞·伯林對這種思路有一個很好的概括：「『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但是我會不會是自然的奴隸？或者是我自己的『難以駕馭』的激情的奴隸？這難道不是同一類『奴隸』的許多種屬嗎？人難道沒有把自己從精神的或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經驗？在這種解放的過程中，他們沒有一方面意識到一個居於支配地位的自我，另一方面意識到他們身上註定處於受支配地位的東西？」就如同上面一樣，這裏並不主張一種如此高要求的「主體性」。只要這些道德或政治激情能得到行動者的「反思肯認」（reflective endorsement），即在他們理性的時候，他們依然認為自己當初出於這些激情所做的事是自己真實自我的表現，那便符合「激情的主體性」。
最接近理想中的一種主體性，叫做「本真的主體性」，即純粹基於自身認同的價值信念去行動。這些價值信念，至少要滿足兩個條件：首先，它是能經得起初步證成（prima facie justification）的；其次，它是自身核心信念的一部分，這意味着該原則與其人格整全（integrity）有關。在政治上，最典型的情況當屬一個人基於自身的政治信念去行動。這些政治信念，包括各種整全的政治立場，如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保守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因為這種政治立場是其核心信念和自我認同的一部分，所以他可能會自稱某某主義者。
在革命者身上，「本真的主體性」體現得最為明顯，比如美國建國時期的諸位國父，或者信仰馬克思主義後的托洛茨基。有的人的政治信念可能沒有上升到整全政治立場的高度，但也不妨礙他樹立一種「本真的主體性」，只要他的政治信念是其核心信念的一部分，且經過了初步證成。譬如說，有個小粉紅非常誠心地篤信「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最能促進和維護所有中國人民的利益」（相信大家都看得出這只是個價值信念），而且他是能為這個信念提供辯護的，不容易被一般少數派所提供的反面論據所駁倒。只要他的行動是基於這個得到初步證成的信念，就可以說他有「本真的主體性」。這個例子和「利己的主體性」中的例子（基於自身的利益計算擁護共產黨）都帶有利益的考量，但後者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而前者是考慮全體中國人的利益，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如果要說一個更具體的「小粉紅」的形象，我只能想到《十月圍城》中胡軍所扮演的閻孝國。閻曾是革命黨秦少白（梁家輝）的學生，在熟悉並反思老師所教導的一切後，他得出結論：這種思想只會害了中國，於是成為堅定的反革命。在劇中，他布下重重埋伏，千方百計要殺了孫文，不惜將老師囚禁，並連殺數人。他的願望自然沒有實現，最終也落得飲彈而亡的下場，但他死前口中仍唸叨着「臣，已報國恩」，不得不讓人對他心生同情。
很多時候，只能確定是小粉紅在網暴、在人肉搜索、在舉報，但卻無法把這些事情和具體的某些個體聯繫起來。這跟「示威」和「遊行」之類的集體行動不可同日而語。
之所以說我只想到閻孝國這個角色，是因為我確實不認為甚囂塵上的小粉紅裏有哪些人的政治主體性真的到達「本真的主體性」的水平。排除掉前文所說那些受到操縱的情況，在我看來，小粉紅的主體性符合「利己的主體性」和「激情的主體性」是絕大多數，但「本真的主體性」則鳳毛麟角。這是因為「本真的主體性」有兩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上面所說的：政治信念是其核心信念的一部分；該政治信念是經過初步證成的。
有不少小粉紅乃至於「五毛」確實就是「打打嘴炮」，對自己的政治信念也並不當真，在局勢發生變動或者自身利益受到衝擊的時候就會一百八十度大轉變，這也是為什麼反對意見的2）、3）、4）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一個主體性的條件是「行動」。人們說「基於利益計算而行動」，「基於政治情感而行動」，「基於政治信念而行動」，講的不僅是主體的內在狀態，而且還強調內在狀態和其行動的關係。是行動，就必須能辨認出行動主體，行動主體也要承擔行動的責任。這就使許多網上匿名行為（如網暴、人肉搜索、舉報之類）的主體性變得可疑。
很多時候，只能確定是小粉紅在網暴、在人肉搜索、在舉報，但卻無法把這些事情和具體的某些個體聯繫起來。這跟「示威」和「遊行」之類的集體行動不可同日而語，後者通常都是有組織性的，能夠找得到組織者。即便沒有組織性的那些，個體也是在場的，肉身也要承擔瞬息多變的環境所帶來的風險。所以反對意見5）會說，網暴與舉報並非真正的公共行動，而是對公共行動的劣質模仿。
可能有的人已經看出來，這三種主體性對應的是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第一章中所說的三種行道德之事的動機：利益計算、道德情感和良善意志。我的理論和康德的理論對應不上的地方在於：康德認為只有基於良善意志的道德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但我並不認為只有基於價值信念的行動才具有主體性。還有的人可能會看出來，儘管了我區分了三種「主體性」，但我在上面並沒有嚴格地區分「主體性」與「政治主體性」，而只是講到如何在政治討論中使用「主體性」。
如何理解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
在中國的語境下，應該採用更彈性的標準去看待「政治參與」，否則，除了「一潭死水」，不會得到別的結論。
這就涉及到對「政治」的理解。有兩種對政治的理解，不太適應中國的政治語境，也難以為中國的政治行動者賦予意義。第一種便是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所批評的「政治道德主義」（political moralism），即將政治哲學視作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或者說，將政治理論當作一種應用倫理學。政治道德主義有許多表現，最常見的一種，便是將大部分工夫花在探尋哪一種政治原則是最能在道德上得到證成的（morally justified），並將其作為自己的行動原則；另一種表現，是將自己的反對者當作「論辯對手」，而不是政治行動者，總是想把對方說服，或者說，以為只要在論證上駁倒對方，對方就會改變政治立場。這種對政治的理解之所以「不合時宜」，是因為它預設了反對者以及廣大的中國人能夠被理性說服，並根據理性來行事，更本質來說，它預設了理性可以在根本的政治問題上達成一致。
第二種對政治的理解，來自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這種理解的問題在於排斥性太強，而且難以嵌合到中國的政治現實之中。按照阿倫特的說法：「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它的經驗場所是行動。」她認為，行動的來源是「原則」：「與行動的目標不同，行動的原則可以一次次重複而不枯竭；與行動的動機不同，原則有着不受制於任何特定個人或特殊團體的普遍有效性。不過，原則旨在行動過程中出現，只要行動持續着，它們就展現在世上，行動停止了，它們也就不存在了。這樣的原則是榮譽、榮耀或平等的愛，孟德斯鳩稱之為德性、優異或卓越，但也可能是恐懼、不信任或仇恨。」她所說的「行動」，最接近「激情的主體性」裏的行動，部分類似於「本真的主體性」裏的行動，但她明確將「利己的主體性」排除在外，因為阿倫特認為，政治必須擺脱私人利益的束縛。
更大的問題在於，正如有些批評者所說，她的「行動」概念過於強調「表演性」：「舞蹈家、演奏家、音樂家之類的表演藝術家需要在觀眾面前展示他們的精湛才藝，正如行動者的行動需要他人的在場來向他們展現；兩者的『作品』都需要一個公共『組織化』的空間，兩者的表演又都依賴於他人的在場。」即便將其論及「交往性」行動的內容也涵蓋進來，阿倫特的「行動」理論，依然無法解釋中國人的政治主體性。在當下的中國，沒有一個符合阿倫特標準（不受強力約束的論證、勸說和商議）的政治協商機制（倒是有政治協商會議），所以阿倫特所說的「交往性」行動，在此地似乎難以展開。而那種表演性或展示性的「行動」，旨在博取觀眾眼球的「行動」，是執政黨最為顧忌的，必將遭到嚴厲打擊。按照阿倫特對「政治」和「行動」的理解，中國要麼沒有政治行動者，要麼只有曇花一現馬上坐牢的政治行動者。
2021年6月28日，中國，表演者在國家體育場為中共建黨100週年演出。
2021年6月28日，中國，表演者在國家體育場為中共建黨100週年演出。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一方面來說，不能將簡單地政治實踐理解為道德實踐的一部分，也不能將政治討論理解為道德論辯，另一方面，也不能直接劃定一個領域，規定這就是「政治」的範圍，規定只有某些議題才是政治議題，只有某些行動才是政治行動。
實際上，在中國的語境下，應該採用更彈性的標準去看待「政治參與」，否則，除了「一潭死水」，不會得到別的結論。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就以這樣的一種眼光去講述從魏源、馮桂芬到康有為、梁啟超等「文人中流」的「政治參與，並將其作為中國現代國家之形成的重要因素。最難得的是，他還能將這種政治參與跟中國傳統知識精英的內在生命體驗結合起來：「一位有着根本性關懷的思想家，其才華之所在，應在於他既能夠將自己所屬社會群體的經驗和抱負上升到一般性的層面，又能夠賦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觀以普世性的意義。」在孔飛力看來，著書立說，以言論影響世人、推動變革，或者為自己所屬群體所處時代的經驗賦予普遍性意義，這種做法在中國自有其傳統，也被晚清的中國知識精英所繼承。此種更彈性的對「政治參與」的獨特詮釋，可以帶來不少啟發。
一方面來說，不能將簡單地政治實踐理解為道德實踐的一部分，也不能將政治討論理解為道德論辯（但道德論辯可以成為政治實踐的一部分，基於道德信念去介入政治也是可以的，後者也是一種「本真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直接劃定一個領域，規定這就是「政治」的範圍，規定只有某些議題才是政治議題，只有某些行動才是政治行動。像阿倫特那樣硬要去區分「政治」（the political）與「社會」（the social），在理論上就會遭遇兩難，要麼跟不上現實政治的發展（比如無法應對女權主義提出的「個人的就是政治的」），要麼陷入自相矛盾。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前面並沒有特意去定義「政治主體性」，而是將其作為「主體性」在政治中的運用。基於這樣一種多元化的「政治」概念，不僅可以理解體制外那些披襟斬棘的行動者，也可以理解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那些隱秘的「政治參與」。
1978年後，思想學術的活力重新被激發，一些體制內外的知識分子希望藉此推動政治和社會的進一步變革。八十年代的「新啟蒙運動」自不待言，即便是所謂「思想退出，學術登場」的後天安門時代，也有學者在著述中悄悄地設定自己的議程。一批是以李澤厚、朱學勤、蕭功秦、劉軍寧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從他們的著作文章來看，他們有很明顯的「政治籌劃」，即通過給近代以來的全球激進變革和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祛魅，借鑑動盪最少的英美模式，讓中國走上一條漸進改良的道路，最終實現憲政民主。另一批是以甘陽、劉小楓、蔣慶為主的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要在政治、學術和文化領域，全面重塑中國的主體性，因此他們要消解國人對現代西方學術和現代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重新對西方的經典和中國的經典進行編纂和詮釋，建立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的連續性，並最終以文化主體性的確立來奠定中國的政治的主體性。
在我看來，這兩批學者同樣延續着魏源等「文人中流」的政治參與方式：自由保守主義的理論呼應着江胡時代的政治實踐，而文化-政治保守主義的學說在新時代的意識形態裏也不無體現（「四個自信」）。
為什麼不能低估小粉紅
如何應對這個政體形態以及它給這個民族所帶來的這些，那是少數派作為一個政治社群的政治主體性，也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主體性。
從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對「政治主體性」的使用來看，他們談的是一種政治共同體意義上的政治主體性。少數派是否能談論一種群體意義上的「政治主體性」呢？當然可以，只是少數派的政治主體性不需要奠定在中國的文化主體性之上。近二十年來，各個陣營一直在夾縫中尋找發聲和行動的機會，以推進自己的議程。自由派通過敏感題材報導、幫弱勢群體維權、創辦經營NGO、參選地方人大、「圍觀改變中國」，壘起中國公民社會的一磚一瓦；女權主義者通過「佔領男廁」、「帶血的新娘」、起訴教育部和＃MeToo運動，將性別議題變成如今熱門的公共議題；在佳士運動之前，那些左翼青年已經組建起一個馬會的網絡，他們辦雜誌，搞讀書會，進廠，為一場轟轟烈烈的鬥爭的到來做準備。這些都是「本真的主體性」的表現，也是沒有政治自由下的「公共行動」和「政治參與」。
即便在遭受空前打壓的現在，少數派依然有望參與建構中國的「公共文化」。在當下的輿論環境，女權主義者和左翼有着比自由派更大的優勢。一方面，當今中國女性的性別意識已今非昔比，但性別平等狀況卻不進反退，這就使得不少女性要出來大聲疾呼，性別議題常常變成熱門的公共話題。另一方面，在年輕人當中，左翼思想似乎在回潮，他們重新翻開了《毛澤東選集》，用裏面的思想和話語來解釋當代中國。上面這些未必都是當局想看到的，但不管是女權也好，左翼也好，官方暫時都成功將其無害化，或國家主義化，於是就有了「粉紅女權」和「鹿克思主義（皇家馬克思主義）」的名號。如何與官方爭奪「群眾」，如何在天羅地網之中將自己的磚瓦塞進公共文化之牆，這就是對少數派政治智慧的考驗。
更根本的是，少數派的政治主體性跟這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政體類型密切相關，因為他們不僅活在其中，而且是其「專政」對象。這個政體的獨特性包括：它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奠定在馬克思主義和工農革命之上；它曾經有過一段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統治時期，在這期間，階級鬥爭將國家推到生死存亡的邊緣；它有一段成功的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經驗，在其中人民的自由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同時綜合國力又得到顯著加強；發展了四十年，這個國家並沒有出現一個數量龐大且嚮往民主的中產階級；它崛起的時候正是美國的衰落期，因此美國製衡它的力量略顯乏力；為了應對新的危機，它全面加強了社會管控，並與新興的數字技術相結合，變成一種數字極權主義；民粹派國家主義（小粉紅）的上升，正在改變這個國家的輿論生態。
在這種政體形態下，少數派的處境與普通中國人的處境並沒有截然的界限，如何應對這個政體形態以及它給這個民族所帶來的這些，那是少數派作為一個政治社群的政治主體性，也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主體性。
2021年6月25日，中國北京，一名女子在中華世紀壇參觀一個慶祝中共黨慶的展覽。
2021年6月25日，中國北京，一名女子在中華世紀壇參觀一個慶祝中共黨慶的展覽。攝：Yan Co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和西方國家的民粹不一樣，小粉紅對執政黨是高度認同的，他們要打擊「恨國黨」，在網絡上操作已經綽綽有餘。而且在他們看來，「上街」就是「廢青」慣用的做法，這在他們的敘事裏早已被批臭的，他們有什麼動力上街呢？
小粉紅也有其作為一個群體的「政治主體性」，這種「政治主體性」我已經在《當下中國的民粹主義》與《中國國家主義的分裂》中寫過，不再贅述。有的朋友對談小粉紅的主體性或政治主體性感到排斥或反感，這裏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和上面提到的某些內容有關，即依然懷着一種帶有潔癖的對「政治參與」的想像，建立組織、發布宣言、做宣傳、公開辯論、上街……我並非說這些行動類型已經「過時」，事實上，自由派、女權主義者、左翼青年依然在就此進行實踐。但我們明顯對數字時代的政治活動不夠了解（這些在西方學界早已得到研究），對小粉紅的心態也不夠了解。和西方國家的民粹不一樣，小粉紅對執政黨是高度認同的，他們要打擊「恨國黨」，在網絡上操作已經綽綽有餘。而且在他們看來，「上街」就是「廢青」慣用的做法，這在他們的敘事裏早已被批臭的，他們有什麼動力上街呢？
然而不上街，就沒有威脅嗎？根據我這兩年的觀察，中國有關部門對民粹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是相當迅速和到位的，比如被小粉紅舉報的公眾人物或半公眾人物裏，是不是大部分都炸號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是還被央視點名批評了？是不是還有一部分被公檢法機構找了？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威脅，不用拉你遊街，不用上你家門批鬥你，用鍵盤就把你的生活毀了。這就是新時代的極權和民粹的合作模式，而且以後也可能不僅限於此。
前面我說若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網暴、人肉搜索、舉報，確實很難說得上有什麼「主體性」，但從群體的角度，是能將這些行為與其背後的群體對應得上的，所以就這些行為談論作為一個群體的小粉紅的「政治主體性」，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在一些傳統政治行動者看來「費拉不堪」的行為，正在激烈地改變中國的輿論生態，甚至改變中國的政治景觀。
還有一些朋友反對談論小粉紅的「主體性」的原因在於：倘若小粉紅有「主體性」，那他們便不是被操縱的，那等於有一個龐大的群體在自發地做一些事情表達對共產黨的擁護，這等於進一步坐實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但前面也說到，對於有些小粉紅來說，倘若他們掌握了關於某個公共事件的真實信息，他們原有的一些言論和做法可能會發生改變；另外，有些小粉紅並沒有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太當一回事（並非其核心信念的一部分），或者說，他們的言行是完全根據他們的現實利益來調整的，對於這些人，他們隨時掉轉槍頭的可能性是有的。因此，確實不需要對網上小粉紅的言行過分較真，但與此同時，不能過高估計民眾對自由民主的嚮往程度，也不能過高估計國人對執政黨的不滿。
作為個體的小粉紅，或許會有醒悟的一天，但作為群體的小粉紅，其聯動和整人的模式可能會不斷進化。因為個體的主體性的缺陷，就對整個群體始終抱以蔑視的態度，不得不說，這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不成熟的表現。任何一個時代牆頭草都是多數，但若被牆頭草砸死，豈不是冤到家？https://nostr.build/i/nostr.build_a89dc5cc31a42f616f225330b58da8d713ced17791072fe735619acbeedaa140.jpeg

刘鹤：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
作者：刘鹤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
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
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
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
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
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
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
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
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
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
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
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
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
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
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
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
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
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
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
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
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
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
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