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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自赈灾」三则
文：言九林

> 唐宪宗元和初年，卢坦在宣州做地方官，遇上江淮大旱，米价大涨。有人劝卢坦压制米价。卢坦回应说：宣州本地产米不足，须靠外地运米进来，若压制米价，则米商不再运米进入宣州，「价虽贱则无谷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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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王朝有个东西叫「官仓」，用来储存自百姓身上汲取的税粮。同样总所周知，按中国传统王朝官方宣传的治理逻辑，官府从百姓身上征了税粮，就有责任在灾年时打开官仓赈济百姓。正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遗憾的是，因为官权力不受民意制约，取之于民总是很积极，用之于民从来没动力。官仓里的粮食，也经常处于不翼而飞状态。灾年到来时，衙门总是两手一摊两眼一翻，没粮。偶尔有粮，也不愿意发放给百姓，比如隋文帝（传送门：「国库充盈」未必是好事）。隋朝百姓没办法，就办了「义仓」来自救。可没多久，隋文帝就眼红了。他批评百姓没有自救能力，说百姓脱离了官府指导擅自赈灾完全没效率，宣布由官府全面接管「义仓」，并命令所有百姓都得缴纳新的「义仓粮」。再然后，隋唐宋元明清这一千多年里，那些由官府控制的「义仓」，便经常处于空空荡荡的状态，没人知道粮食去了哪里。

这期间，宋朝百姓曾二次试图自救，搞了个「社仓」。结果毫无意外，再度引起官府眼红。赵宋官家再度强调民间百姓没素质，不能任由他们擅自赈灾浪费粮食，必须由官府将「社仓」管起来。结果当然是「社仓」同样变得空空荡荡，粮食同样不知所踪。

官仓空，义仓空，社仓也空。灾荒来了怎么办？两宋官府的办法是甩锅给民间社会，具体而言是甩锅给那些没官家背景的「富户」。这种甩锅有个专门用词叫做「劝分」，还有一套特别理直气壮的论据：「救荒之法，惟有劝分。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国法也」。这是南宋好官员黄震勒令抚州富户出钱出粮时的原话。意思是你们既然有钱，那么出钱出粮并接受官府指导去赈灾，就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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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元和初年，卢坦在宣州做地方官，遇上江淮大旱，米价大涨。有人劝卢坦压制米价。卢坦回应说：宣州本地产米不足，须靠外地运米进来，若压制米价，则米商不再运米进入宣州，「价虽贱则无谷奈何？」——米价倒是被管制了起来，可低米价的后果是市场无米可卖，那低价有何意义？卢坦不压制米价，宣州这地方本就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结果「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粮商纷纷涌入，灾情很快就过去了。

尊重市场可以让赈灾事半功倍，是个很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很多宋代官员都懂这个常识。比如：范仲淹在杭州做地方官，遇上了饥荒，市场谷价涨至每斗120文。范不但不压制粮价，还反过来将粮价提升至每斗180文，「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粮食源源而来，粮价很快就下落了。包拯在庐州做地方官，当地发生饥荒，包拯同样「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尊重市场规律可以提前结束饥荒、减少灾民痛苦，这个基本常识，还被南宋官员董煟写进了专业的救灾指导手册《救荒活民书》。

遗憾的是，历朝历代的皇权，都不愿意承认这个基本常识。乾隆二年，清廷户部出台的救荒政策里明确规定：不许粮商擅自运输粮食进灾区，粮商进灾区的运米船必须由官府指定目的地；不许擅自按市场行情行动，必须按官府指定的粮价交易。次年秋，江苏因岁旱欠收发生饥荒，朝廷号召粮商运粮食进灾区，并让产粮区地方官对本地粮商的赈灾意愿摸底。然后，据苏州织造海保于回奏：官府的号召告示贴出去十多天了，「愿往灾邑者甚少」。不让擅自按市场行情行动，粮商们就干脆都不动了。

乾隆皇帝和他的户部官僚不懂尊重市场对灾民有大好处吗？当然是懂的，毕竟那是自唐宋时代就流传甚广、且经过多次实践检验的基本常识。懂，而绝不践行，是因为传统秦制政权的统治术里有一套「君父话语」——皇帝和他的官僚代理人是全天下百姓的爹，没了这些爹，全天下百姓的日子会过不下去。「父母官」云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承认没有君王及其官僚代理人的折腾，自由市场也可以有效调配资源，且会调配得更好，可以更快地帮助民众走出灾荒，那么，致力于让百姓感恩的「君父话语」就会轰然坍塌。从这个角度而言，秦制政权天然要反对自由市场，绝不会容许民间利用市场擅自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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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878年的「丁戊奇荒」，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罕见旱灾。灾区覆盖山西、直隶、河南、陕西、山东五省，灾民达一亿六千万至二亿左右，至少有一千万人死于饥荒和疫病，自重灾区逃亡外地寻求活路的灾民多达两千万人。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场巨大天灾背后都潜伏着沉重的人祸，丁戊奇荒也不例外。曾国荃于1876年秋就任山西巡抚。据他观察，山西遭遇旱灾后之所以几乎没有粮食储备，且周边省份也同样如此，是因为山西及周边省份都在大规模种植鸦片。清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于1859年宣布国产鸦片种植合法化。此后，地方官吏受鸦片税驱动，普遍鼓励民众变耕地为鸦片田。云贵川陕和整个中国北方，只用了短短十余年就已是遍地罂粟，大清也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鸦片生产国和出口国。然后就是旱灾降临，整个北中国陷入了无粮可调的绝境。

灾荒如此严重，不可避免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光绪四年（1878），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大清总理衙门，说日本民众愿意向山西饥民提供赈粮，且已运输了一批粮食至天津，希望总理衙门派人去接收并将之运往灾区。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一番商议，回复森有礼，「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阻」。谢谢贵国好意，可惜自天津运粮去山西，交通实在很糟糕，这些赈粮我们不能要。

大约同期，一批英美传教士带着自江南地区筹集的赈灾钱款和物资抵达了河南。河南学政瞿鸿禨高度关注这些人的行踪，并密报朝廷，说这些人「居心则险不可测」，他们不是来赈灾的，他们是来收拢民心挖大清的墙角：「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

传教士李提摩太带着由「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由传教士、外国商人和驻华外交官组成的临时赈灾组织）筹集的赈灾资金抵达山西，第一次去拜访巡抚曾国荃时，也吃了闭门羹：「他的一个幕僚——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非常生气。……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

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清廷自朝堂到地方普遍不欢迎洋人参与赈灾。这种不欢迎，既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也与清廷自身毫无救灾能力有直接关系。据《清实录》，清廷官方在丁戊奇荒期间，只拿出了区区数百万两白银和不超过一百万石粮食用于赈灾，而仅山西一省，耗费的赈灾物资就多达一千三百万两白银和二百万石大米。因为绝大部分赈灾物资来自民间和外部世界，后来清廷遗老们编《清史稿·食货志》时，干脆只字不提官赈数字了。既然大清官府毫无救灾能力，当然不能放任民间社会和洋人成为灾区百姓的救命恩人。对皇权而言，相比饿死更多百姓，显出大清朝廷无能是更不可接受的事情。

所以，总理衙门婉拒了日本大米；河南士绅受瞿鸿禨煽动，气势汹汹要将前来赈灾的洋人驱赶出境；曾国荃虽允许李提摩太赈灾，却要求李提摩太必须在山西地方官府的指导下开展活动，务必确保皇恩与官恩在赈灾活动中有足够的存在感。赈灾难，往往就难在它有时候不仅仅被视为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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