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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院」康纳·奥基夫：自由市场与帝国不可兼得
空空追梦 (nprofile…j7rg)

一个国家能否在国内实行低税、健全货币和自由市场，同时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事帝国？康纳·奥基夫从战争成本、官僚扩张、财产权和利益集团四条线索说明：帝国不只是外交政策，它会把税收、通胀、管制与强制带回国内。想理解“自由与和平”为何不可分，这场演讲给出了清楚而有力的回答。
一、奥地利学派不只谈市场，也必须谈和平
在米塞斯大学，我们当然会讨论价值理论、经济计算、货币、税收以及自由市场。纯粹的奥地利学派理论是价值中立的；但当我们用这些理论分析现实、提出政策主张时，结论就不再只是抽象的。
奥地利学派人士通常反对所得税，也反对由货币扩张造成的隐性“通胀税”。许多人主张大幅削减，乃至废除这类税收；反对美联储、支持健全货币，也因此成为米塞斯研究所、穆瑞·罗斯巴德和荣·保罗经常被人记住的立场。
然而，一旦把战争问题加入进来，一些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者或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便开始退缩。他们愿意接受荣·保罗的经济政策，却认为他的非干预外交政策只是可以分离出去的“附加项”。这种切割是错误的。米塞斯研究所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自由与和平”，并非把三个互不相干的口号并排摆放；自由市场与反战立场，在制度逻辑上本来就是一体的。
二、帝国首先是一张巨额账单
维持全球军事存在需要极其庞大的资源。战争昂贵，同时进行多场战争更昂贵；除此以外，还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常设军队、情报体系、军工采购、后勤网络以及日常运转的国家安全机构。即便没有正式宣战，这套机器仍然每天消耗资源。
这笔支出最终只能来自几个地方：税收、借债、货币扩张，或者直接征用人员和物资。美国当前的战争国家高度依赖个人所得税，也依赖以工资税等名称出现的其他收入征收。如果真的取消所得税，同时保留现有规模的军事帝国，政府就只能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提高关税、公司税和消费税，发行更多战争债券，扩大国债，或者重新制造某种“紧急税”。
中央银行在这里同样关键。它让政府能够通过货币扩张，把战争成本推迟并隐藏起来。没有中央银行和大规模税收，统治者必须更直接地向公众索取战争资源，战争的真实代价也会更快暴露。正因如此，一个低税、健全货币、尊重私人财产的自由市场秩序，无法长期供养一个不断扩张的全球帝国。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福利国家也花钱，为什么只批评战争国家？答案不是为福利国家辩护，而是指出两者面临同一种约束：庞大的政府计划都必须由社会真实资源来支撑。不能一面承诺取消税收和中央银行，一面又假定海外帝国可以无成本存在。
三、“战争是国家的健康”
兰多夫·伯恩那句著名的话——“战争是国家的健康”——揭示了更深一层的机制。战争不仅扩大军事预算，还为国内权力扩张创造最有利的政治条件。
在战争和战争准备时期，政府更容易诉诸紧急状态，更容易要求服从，也更容易把反对者描绘成不忠。征税、征兵、审查、监视、限制迁徙与贸易、压制异议，在“国家生死存亡”的话语下，都比平时更容易被公众接受。许多原本被视为例外的措施，会在危机结束后留下制度遗产。
国外使用的技术、机构和权力，也会出现“回旋镖效应”：最初以对付外国敌人为名建立的监控、宣传和行政手段，最终会转向本国公民。随着官僚系统反复实践并改进这些工具，临时措施会成为常态，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制度边界也会越来越模糊。
因此，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一个政府不可能在海外习惯于无视边界、财产权和生命，同时回到国内便突然成为克制、守约且尊重市场的机构。授权它以“国家安全”为名扭曲市场、侵犯权利，就是在扩大同一个国家机器。
四、财产权原则不能到了国境线就失效
从罗斯巴德式的财产权立场看，问题尤其直接。战争所需的资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强制手段从具体的人那里取得。税收、通胀、征用和征兵，都会改变个人对自己财产和劳动的控制。
有些人认为，只要目标是击败当下的“外交政策恶人”，这些手段就可以暂时接受。但七十多年来，几乎每一场新战争都被描述成通往安全的最后一道障碍：只要再解决这一次威胁，世界就会恢复秩序。结果却是下一项任务、下一场危机和下一轮扩权接踵而至。
同样，自由意志主义者也不应要求别国政府去推翻他们不喜欢的国内或邻国领导人。无论强制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判断它的原则不应改变。想在国内建立尊重私人财产、低税、无中央银行的社会，却要求政府在海外实行高度干预的战争政策，这两个目标彼此冲突。
五、“国家安全优先”并不能消除官僚问题
支持战争国家的人会提出一个看似务实的反驳：世界很危险，所以国家安全必须优先；自由市场固然很好，但安全是它的前提。
问题在于，这套论证把国家安全机构想象成一台中立、精确而且只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机器。现实中的战争国家，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是由常设官僚、政治人物、承包商和利益集团组成的。它同样面对激励错位、信息不足、自我扩张和逃避问责的问题。
美国联邦官僚体系的形成并非一夜之间完成。十九世纪后期，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遇刺推动了公务员制度改革。改革原本意在减少官职分赃，却也逐步形成了与选举更替相分离的永久官僚阶层。到了二十世纪，官僚化成为更广泛的社会趋势；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联邦行政体系大幅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国动员又使许多机构进一步壮大。法律与制度随后保护这些机构，使其不易随选民态度改变而收缩。
永久官僚并不会因为某项任务完成就主动解散。当旧威胁消失后，机构会寻找新问题来证明自己的必要性。自由市场支持者通常理解国内监管部门会这样运作，却常常忘记外交与国家安全机构面对的是同一套激励。
六、外交政策也会被利益集团“购买”
战争国家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集中着巨额预算、特殊法律地位和政策影响力。军工企业希望合同持续，官僚机构希望职责和预算扩大，游说组织则努力把这台机器导向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
这些集团之间可能对具体敌人、地区和战略发生争执，但它们往往共享一个基本利益：美国的战争机器不能真正缩小。只要规模持续扩大，合同、职位、影响力和政治资源就会继续增长。
普通公民很难与这种游说力量竞争，因为后者部分使用的，正是从全体纳税人那里取得的资源。结果是，美国人的财富被用于维持一套高度军事化的全球帝国，而制定政策的机构和受益者却有能力持续影响下一轮决策。
七、帝国如何走向衰败
美国帝国的规模也许前所未有，但它所经历的循环并不新鲜。历史上的帝国往往依靠一个相对富裕、稳定且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核心社会起步；随后，扩张本身逐渐消耗支撑它的经济与制度基础。
对外承诺增加，军费、债务和货币压力上升；国家为了维持承诺而强化征收和控制；资源越来越多地从生产和自愿交换转向政治分配；国内繁荣与社会信任又因这些负担而削弱。帝国为了维持自身而采取的措施，最终会伤害使帝国最初成为可能的社会。
这正是“自由市场与帝国不可兼得”的核心含义。它不是说所有安全风险都不存在，也不是说世界天然和平，而是说维持帝国的方法——大规模征税、货币扩张、官僚常设化、紧急权力、资源征用和对财产权的破坏——会系统性地瓦解自由市场赖以存在的条件。
如果真正重视低税、健全货币、有限政府、私人财产和自愿交换，就不能把反战与非干预政策视为次要装饰。和平并不是自由市场之外的另一项偏好，而是自由秩序能够存续的制度条件。
八、七十多年不断更换的“最后一个敌人”
演讲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固定叙事：每一轮干预都被说成处理眼前独一无二的恶人，只要这次行动完成，和平秩序就会恢复。可旧敌人消失后，国家安全机构、基地、预算和法律授权没有相应退场，而是迅速找到下一项任务。越南、冷战后的地区战争、反恐战争和新的大国竞争，在政治语言上彼此不同，在机构激励上却连续。
这不是说所有外国政权都无害，而是说“对方很坏”不能自动证明本国政府拥有无限手段。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若只约束国内税务或监管机关，却在国境线外允许杀伤、没收和强迫，就不再是一套普遍原则。
九、取消所得税后，帝国不会免费运转
有人希望同时保留全球军事承诺和国内低税。演讲逐项列出可能替代：提高关税和消费税、增加公司税、发行战争债券、继续扩大国债，或由央行压低融资成本。名称虽然不同，真实资源仍来自居民消费、储蓄和生产。关税还会把外交冲突带进贸易，保护受益行业，并把成本转嫁给使用进口品的企业和家庭。
健全货币尤其会立即暴露战争价格。政府不能再用新增货币稀释公众购买力，就必须公开征税或借到真实储蓄。正因如此，废除央行、减税与非干预外交不是三张互不相干的愿望清单，而是同一财政约束的不同侧面。
十、官僚改革为何可能制造永久官僚
加菲尔德遇刺后的公务员改革，本意是限制政党分赃，却使越来越多职位脱离选举更替，形成具有自身职业和预算利益的常设行政层。进步时代、新政和二战动员继续扩大这一结构。国家安全官僚并不比国内监管者更能免于寻租：任务完成会威胁预算和职位，因此机构有动机放大风险、扩大管辖并降低外部监督。
军工承包商、地区利益、智库和游说组织又围绕支出形成联盟。他们会争论应在哪个国家行动、采购哪套武器，却共同反对机器真正缩小。普通纳税人承担分散成本，受益者获得集中收益，因而后者更有动力持续影响政策。
十一、帝国成本最终会回到国内
海外行动带回来的不只是账单，还有机构和习惯：保密、监控、宣传、紧急权力、对异议的忠诚审查，以及把经济部门纳入安全目标的产业政策。战争期间形成的所得税、行政机构和管制常在战后保留。所谓“先用强国家保卫自由市场”，实际往往先改变了自由市场赖以存在的法律边界。
帝国的衰败也未必表现为某一天正式宣布结束，更常见的是债务利息挤压、货币贬值、军事承诺超过生产能力、国内信任下降和政治集团争夺剩余资源。非干预不是假装世界没有危险，而是拒绝用持续破坏财产权和财政基础的方法追求不可能的全域控制。
康纳·奥基夫（Connor O’Keeffe）现任美国米塞斯研究所媒体与内容制作人，同时从事写作和播客主持。他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地质学学士学位。其工作主要运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分析当代公共议题，涉及美联储政策、通货膨胀与关税、政府干预、政商勾连及战争与外交政策等。他主持研究所播客《Guns & Butter》，并共同主持《Power & Market》；2025年还在米塞斯研究所自由意志主义学者会议上发表有关大众媒体、利润动机与民主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