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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周恩来持着一份尊敬。他是众多共产党领袖人物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正面形象。那时候称他为“周总理”。更有人内心充满着对他的亲近感，连那个生分的“周”字也不要了。直呼“总理”。

不幸的是，到美国之后，周总理这尊在我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形像也破碎了。这次破碎得让人心痛。就像你精心收藏的一枚金币， 忽然发现它只是一片镀金铅块。一时间损失了价值的懊恼，上当受骗的气愤，有眼无珠的自责——复杂情感会一起在心里搅动。

一个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小张突然问我：“你对周恩来怎么评价？”我简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料小张冷冷地说：“我过去和你一样，但是一件事就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里的形象。”

我感到诧异，愿闻其详。

小张告诉我，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过一份资料。1943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寇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却又把这段秘史曝露给不该知情的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7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15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20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时潘氏夫妇早已双双离世多年了。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飞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须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内部，谢高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周恩来在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活动在重庆，远离核心领导。对于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锦囊妙计与日寇勾结的阴谋毫不知情。只是对属下重要官员上海副市长突然被捕感到蹊跷，就派人调查。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总理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为了掩盖毛泽东勾结日寇的丑闻，潘汉年做了替罪羊，不许公开申辩。周恩来明知冤枉，却装聋作哑，不敢秉公向毛泽东进言。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伸张正义的总理，有什么可尊敬的？”小张愤愤不平地说。

我说：“我不清楚这段历史，真是这样，那共产党内部也太黑暗了。如果联日反蒋是一件功勋，那毛泽东应居首功，潘汉年功在其后；如果是一件罪恶，毛泽东就是首恶，潘汉年就是胁从。现在看来，这件拯救共产党的功劳，却是危害民族的罪恶。毛泽东没有勇气公布于众，所以给潘汉年安一个罪名，让他老死狱中，达到封口目的。法院、检察院还奉命配合制造冤案；政府总理明哲保身，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在哪里？就凭这些，也会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中的形象。”

我后来发现，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放弃原则、卑躬屈节、甚至为虎作伥是一个常态。潘汉年案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

---说说从志士变成懦夫的周恩来
作者: 歪脖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