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派人牽制中共
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在1936年仍然戰戰兢兢,為張學良區區6萬發子彈的接濟而感恩戴德,在偏師的襲擊下倉惶逃離赤都瓦窯堡,在1940年就能夠肆無忌憚地越界蠶食國民黨轄區了。毛澤東覺得現在是該替自己人打算的時候了,但這話必須翻譯成黑話,既能讓出身草莽的愚蠢部下明白怎樣保護自己,又不能讓精明冷酷的列寧主義幹部抓住破綻:
「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在交通和技術進步的今日而企圖用流寇主義獲得勝利,更是毫無根據的幻想。然而流寇主義在今天的破產農民中還是存在的,他們的意識反映到遊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的頭腦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視根據地的思想。因此,從遊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的頭腦中驅除流寇主義,是確定建立根據地的前提。」
毛澤東最大的困難在於,他只能戲侮和恐嚇列寧主義幹部群體,在組織上卻永遠找不到替代品。他狡猾地培植梁山系人馬,足以牽制蘇聯系的舊班底,但某些至關緊要的任務只有後者才能勝任,尤其是列寧主義組織的命脈──情報機構。如果他有自己的貝利亞,就不應該允許莫斯克斯.周、康生、陳賡、李克農和葉劍英活下去,然而任何外國支部在莫斯科的觸角監護之下,都只能允許領袖享受如履薄冰的生活。
雖然史達林在40年代,無論如何不會允許毛澤東除掉共產國際留下的明哨暗哨,但他直到垂暮之年仍然不得不聽任周恩來和康生自然死亡,就已經解釋了許多問題。他「個人崇拜」和「群眾路線」的意義就是監視和牽制介於領袖和群眾之間的幹部。
換成掌握了捷爾任斯基和貝利亞的史達林,根本沒有必要這麼做。曖昧混亂的「治病救人」取代了精確高效的肅反,因為社會部仍然是政治保衛局的直接延續。真正的共產黨人都心裡有數,組織為他安排的「女主人」可能來自克格勃或中央保衛委員會(中央社會部的別名)。毛澤東雖然任性地堅持自由戀愛,仍然不能不允許康生審查未來的妻子。
康生有充分理由為江青洗脫國民黨特務的嫌疑,因為後者就是他自己派到魯迅藝術學院的網員(告密者),在保衛部長許建國的直接領導之下。康、江二人在延安一見如故,顯然並不僅僅是因為同鄉和舊識的緣故。
毛澤東根據普世原理「得不到自己喜歡的,就只能喜歡自己得到的」,相應地發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神勝利法。文化大革命即使真能打倒匪諜的核心,也無非是把權力轉給匪諜的周邊。
抗日根據地作為遠東共和國的孫輩,有豐富的統戰經驗可以繼承。共產國際第7次代表大會提出了「人民民主(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企圖欺騙永遠不會吸取教訓的資產階級。毛澤東相應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和「三三制」的副本,首先在延安付諸表演。
林伯渠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宣稱:邊區有近200萬人口,22萬4千3百25人的自衛軍,2萬8千零87人的少先隊,700多個鋤奸委員會,近9000個鋤奸小組和10萬多的鋤奸組員。民兵和鋤奸團只能為正規軍和情報機構提供輔助服務,考慮到林伯渠作為周邊人士得不到核心人員的名單,黨政組織和社會組織必不可少的核心幹部尚不計入,我們不難估計,群眾的監視者人數不會低於總人口的1/5。
張聞天的贛南同樣有共產國際的資助、打土豪分田地的贓物和國有土特產壟斷企業的收益,都已經在8個群眾供養1個幹部的壓力下崩潰,在5年內損失了1/3人口。延安的幹群比例甚至更為惡劣,僅僅依靠莫斯科和重慶的補給是根本不可能減輕群眾負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