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on Nostr: **中国左右翼交锋三十年（1）** ...

**中国左右翼交锋三十年（1）**

如果在1995年问一位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谁会赢？“他多半会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可笑。那时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与国际接轨”是自明的真理，“告别革命”刚刚成为时髦口号，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同名书在地下广为流传。新左派此时尚未成形，汪晖那篇引发轩然大波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还要等到1997年才发表。提到”左”,人们想到的是僵化的官方教条和被时代抛弃的老人，而不是一种能与自由主义在思想市场上正面交锋的力量。

1990年代上半叶,自由派在中国思想界几乎是没有对手的。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对计划经济的告别、对西方制度的向往,构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即使是后来转向左翼的学者,在那个时候大多也站在自由派阵营之内。新左派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是国企改制的下岗潮、是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是三农危机、是矿难和血汗工厂、是越来越赤裸的官商勾结,这些东西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如果”改革”意味着这些,那么”改革”本身是否还应该是不容质疑的圣物?
汪晖1997年的文章是一个分水岭。他第一次系统地把”中国问题”放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脉络里去理解,指出1989年之后的中国并没有走向”正常国家”,而是被深度卷入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而这一秩序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方案。这篇文章在当时遭到了自由派几乎一致的围剿,被指为”为体制辩护”、“抹黑改革”、“民族主义”。但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他提出的许多判断已经成为常识。
新左派话语权的扩大,得益于几个外部因素的叠加。一是2003年非典暴露的公共治理危机,让”市场万能”的信念出现了第一道裂缝。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西方模式的祛魅是世界性的,中国知识界自然也不例外。三是201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的贫富分化、996、内卷、躺平,这些现象给了左翼批判源源不断的现实素材。到了2010年代中期,即便是在自由派曾经占据绝对优势的财经媒体和市场化研究机构里,谈论”分配正义”、“资本权力”、“劳动者议价能力”也已经成为可以接受甚至时髦的话题。

自由派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从2013年前后开始,自由派学者在公共空间的生存条件持续恶化,媒体阵地几乎全部丧失,大学里的相关课程和讨论日益受限,代表性人物或噤声、或出走、或转向、或被边缘化。曾经被视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共识”——宪政、法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如今在主流话语中已近乎禁忌。
但把自由派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外部压力,是不够的。压力是真实的,可压力之所以能够奏效,与自由派自身的弱点密不可分。
第一个弱点是社会基础的薄弱。中国自由派从来没有真正扎根于任何具体的社会阶级。他们设想的同盟军是中产阶级,但中国中产阶级在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面前的脆弱程度,远远超出了自由派的想象。当外部环境收紧时,中产阶级几乎没有为自由派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支持。这不是中产阶级的”背叛”,而是自由派从一开始就误判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一个依附于全球化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群体,本来就不可能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的载体。
第二个弱点是对历史和传统的轻率态度。从《河殇》开始,中国自由派的主流叙事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决定论和反传统倾向,把中国的所有问题归结为”国民性”或”文化基因”,并把西方理想化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这种叙事在80年代有其解放意义,但代价是自由派始终无法与本土经验、本土历史、本土底层建立有机联系。当民族主义浪潮涌来时,自由派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反击的本土资源,只能被动地被贴上”恨国”、“带路”、“精神西方人”的标签。
第三个弱点是对资本主义的浪漫化。中国自由派的主流在90年代之后越来越倾向于把市场等同于自由,把私有产权等同于权利,把跨国资本等同于”国际接轨”。当2008年之后全球新自由主义自身陷入危机,当中国国内的财富分化和劳工问题日益尖锐,这种立场就越来越难以为继。自由派失去了道德高地,也失去了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即使不认同官方,也很难再被那种”市场万能”的旧自由派叙事打动。
第四个弱点是内部分化和自我清算的缺席。面对上述问题,中国自由派内部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反思和路线调整。少数试图走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本土化路线的人,要么被孤立,要么转向了别的方向(如秋风彻底转向儒家)。整体而言,自由派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只能眼看着时代抛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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