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党内军内一直“山头林立”，在团结的表象之下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派系，是一种必然。
这必然，来自中共作为高度纯化的伤害链系统在组织能力上的先天缺陷。
他们只能拉小圈子，因为他们没有拉起大圈子的能力。他们只能进行小规模合作，因为以他们的器量，以他们的治理能力管理能力，他们没法实现大规模合作。
一个令人尴尬的真相是，独裁者只能把自己控制能力以外的人统统看成“外围”，看成不可信任必须防备的对象，不论对方是不是正捧着一颗红心要对自己奉献忠诚。
一个象习近平那样的独裁者，尤其只能经营起很小的“小圈子”。
因为他的能力有限，太有限。他能信任的人，让他感到自己能拿捏得住，完全看透的人，太少。
想真正抱紧习近平的大腿，你需要做的是什么？
是削尖脑袋钻到他那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心眼子里去，在那里找到一片能让你安稳容身的空间。
困难的是，对他的小心眼子来说，你的才华似乎总是“太大了”。
别人是“才高遭嫉”，你可能才中专毕业的水准就够招忌了。
和“才高遭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旦哪个组织、哪个部门拥有了高于习近平小圈子的组织度优势，哪个组织、部门就会成为习近平警戒的对象。
以小主子自居的习近平总在提防刁奴们“团结起来”欺瞒自己，所以，这无能的小主子总想打压有能的老奴才，打散奴才们好不容易建成的团队。
领袖无法信任政府，无法忍受政府机构因为自己是公开的、合法的、不断行使权力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而拥有强于自己亲信派系的组织度。
领袖把政府的健康、强大、稳定运转，当成对自己个人地位的威胁。
这就是文革的底层心理机制。
这就是领袖要亲自出手，一次又一次扰乱政府工作秩序，一遍又一遍削弱政府工作能力的心理动因。
在组织度方面，中共一向是最热衷于搞“武大郎开店”的。
作为理论上应向社会提供秩序服务的公开、合法组织，中共长期打压民间社会发育，抑制民众自组织能力发展，让中国人原子化、散沙化的真实原因，正是自身的低组织度。
中共国一向极为警惕民间的“聚众”，一切“三人以上集会”都会被视为可疑。
为什么“三人以上”就足以触动中共敏感的神经？
因为中共自己已经制造过太多夫妻反目父子相疑的剧码，自身的组织度早已低到连保持两个人的团结都十分困难的地步。
中共害怕人们团结起来，是因为他们自己团结不起来。
中共渴望保持相对于民间的组织度优势，但他们自己连两个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难以维持，所以，他们必须把民间的自组织能力、自发合作的规模，压制到“2”这个数量以下。
从组织度的角度分析中共的行为，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真相。
你会发现中共基于“保持组织度优势”的需求，要压制民间的组织能力。为此，政府需要提防人民，打压人民，扰乱人民。
但基于完全相同的逻辑，领袖也需要对政府官员们做同样的事。为此，领袖需要提防政府官员、打压政府官员、扰乱政府官员的工作。
而且，越低能的领袖，越没法凭自己的真本事聚拢人心拉起一支忠诚团队的领袖，就越需要频繁出手，打压各级官员、扰乱政府运作，以保证政府在组织度方面的状态“比自己更糟”。
中共一直竭力保守自己内部的“机密”，让外界无法得知自己内部运作的真正情景。
海外各方人士对中共政治现状的分析，常常只能依据极少量又不可靠的信息源，因此常被嘲为“听床”。
但中共不可能保守关于人性的秘密，关于党性的秘密，无法隐瞒自身长久以来的行为模式，也无法挡住我们依据对人性、党性的了解而展开的穿透性分析。
现在，这分析正在告诉我们中共内部政争的真相，告诉我们习近平的真实状态，习近平与中共政府，与官僚体系之间的真实关系。
习近平正在走上毛泽东的旧路，在存量博弈的心态下，在资源正日益匮乏，对存量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的情势下，试图打压党内军内一切现存派系，以求让自己的派系成为唯一胜者，成为最终垄断残余资源分配权的内斗赢家。
而以“不能超过我”的标准衡量，党内军内一切现存派系相对于习近平本人的组织能力，都“太招眼”了，都是必须削弱、打散的对象。
所以，习近平需要一一削弱，一一打散。
也就是一一整肃，一一清洗，一一屠戮，一一抄家。
习氏文革已经开始，以反腐之名开始。官场众人如今却还在梦里。
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白，在中共将社会原子化、散沙化的同时，领袖当然也一直在把官场原子化、散沙化。
官员们虽然各成派系，但都是因利苟合，那些贪腐利益集团的组织度实际上远比人们想象的低，要他们团结起来对习反戈一击无异天方夜谭。
因此他们会被习一一击破。
没有人能阻止习氏文革。
但习氏文革自身的指向，是从习的派系开始中共所有派系在组织度上的空前弱化。是中共在组织度上的自杀自灭。
最后，只要有任何偶然因素导致了两、三个人以上的合作，这个小合作团队在组织度上的优势就能形成破局的契机。
造反的门槛正在无限降低，降向改朝换代的临界点。
quoting nevent1q…w65x中共国政坛正在分裂，分裂成由“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和“即将成为弃子的各级官僚”两大派别组成的对立阵营。
这场分裂，会让习近平走向文革。
若是跳出宫廷政治的迷网，从组织或者管理学的角度看文革，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个人的成功和组织的溃败。
看到毛泽东一个人的成功，和当时被他视为敌手的党组织、 政府机构的溃败。
发动文革后，毛泽东成功从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的政府机构手中，夺回了“大权”。他通过大搞个人崇拜，不断发动整肃清洗，让理论上人数占优、资源占优的下属们无法团结起来，无力反对自己。
但他实际上做到的是什么？
是通过经营打造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在中共内部建立对自己唯命是从的派系，并用种种手段让自己这个派系“永远胜利”，完全压制了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为首的政府机构本应拥有的组织度优势。
他是以一人敌一国。
在文革期间，国家是溃败的，政府是失能的，组织是失序的，政策是失焦的，整个社会在有政府的情况下陷入了在公共服务方面近乎无政府的状态，无数人因此饱受磨难，为此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
但血的教训至今没被吸取。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让独裁者最无奈的事实，让一切专制体制都无法长治久安的最关键事实，是什么？
是管理学上无法打破的客观规律。
一个人是治理不了一个国家的。
一颗普通的大脑，绝无可能承担帝国庞大信息网络的核心服务器必须承担的天量运算任务。
一个人，一张嘴，就算言出法随，就算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他也不是神，不是全知全能，没法独力处理帝国所有大小事务，无法成为社会秩序的唯一来源。
但权欲又让他渴望成为秩序的唯一来源，让他竭力成为权力的垄断者，让他为了垄断权力，阻止权力在其他人手中被恰当的行使。让他把所有向社会提供秩序、提供服务的个人和组织当成前来争权的敌人。
让他连自己建立的政府组织都无法信任，无法容忍。
当江山初定，当政府在一众建设者的努力下运转渐入正轨，并因渐能独立运转而渐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毛泽东就开始感到了“大权旁落”。于是在权欲的驱使下，与“自己的”政府争权。
让我用一个今天的人才听得懂的比喻来说明他的心态吧。
他就象一个买下了特斯拉的车主，因自动驾驶功能的逐渐成熟，而感到AI在跟自己抢方向盘。于是他把自动驾驶功能当成假想敌，于是他开始破坏车身，想把AI从引擎盖下挖出来。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但他做了。而且这种事，所有的独裁者都会想做。历史上所谓的“君权”与“相权”之争，无非如此。
对亿万国民来说最不幸的是，当“红太阳”开始与政府争权，在领袖与国家之间，只能有一个“胜者”。
文革，是一场毛泽东与当时的党组织、官僚体系之间的隐形内战，其结果，是毛泽东个人的胜利，也是党在组织层面的溃败和中共政权在政府层面的溃败。
不要以为只有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是文革。
从管理学层面看，当领袖利益与国家利益开始直接对抗，当习近平个人开始与中共靠“惯例”保持的组织度对立，当习近平开始打造“小圈子”并力求让“小圈子”成为体制内资源争夺战中的唯一常胜者，文革模式就已在中共国复现。
只是，毛泽东确实能做到“以一人敌一国”，在他活着的时候，即使在他晚年病弱昏庸不能理事期间，仅凭积威，他也能实现对所有政敌的全面压制。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保证了政府的失能，保持了个人对权力的垄断。
“四人帮”，也就是毛泽东的“小圈子”，在毛泽东反复清洗、扩充、再度清洗后幸存于他身边的派系成员们，是在毛泽东死后才被乍着胆子跳出来的反对者打倒的。
习近平照猫画虎，却未必能成功。
自乱世中拼杀出来的毛泽东，再怎么惑于权欲，再怎么被困在自己制造的信息茧房中，总归是具备一定现实感的。因此，他能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
可生为纨袴的习近平没有这样的条件。
他是个成功的破坏者，当他走上与毛泽东同样的道路时，当他为了揽权同样要迫使政府失能、组织失序时，他却未必能保持住小圈子成员对自己的绝对忠诚，更未必能压制全国所有利益受损者都不敢反抗。
毛泽东版本的“以一人敌一国”，是国家败了，但毛泽东胜了，他胜利赢得了垄断权力的地位一直到死。
习近平版本的“以一人敌一国”，却极有可能以两败俱伤收场。
国家会败。
中共政权会因其最高统治者试图与想循常规运转的官僚体系争权，因而丧失原有的组织度和行为秩序，被迫走向与文革期间高度相似的溃败状态。
但习近平也不会赢。
他无法建立起和毛泽东一样绝对的个人权威。
时代不同了。
习近平没有在战争年代和历次内部斗争中养出的积威，他的下属们也不再是出身草莽，满脑子忠君思想的文盲半文盲。
在他把一切搞糟以后，在政府被他折腾得象毛氏文革期间一样失能失序以后，人们不会象当年在毛泽东治下的臣民那样诚惶诚恐不知反抗。
甚至连他的小圈子，也绝不会象毛泽东的小圈子那样，不论毛泽东怎样揉搓都不敢稍生反意。
习氏文革差不多注定会烂尾收场。
但在那之前，在中共体制内部，会再次上演一场个人与组织的激战。 nevent1q…th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