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双链争持。 ...

双链争持。
当产业链逻辑历史性地取代伤害链逻辑，成为人类社会最新的“粘合剂”，成为全社会展开大规模高质量长期合作的心理基础，当被产业链逻辑和技术进步、生产力增长催生出的制度工具，民主与法治，因能较好地维护生产秩序、商贸秩序，而成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发达国家的“标配”， 民主与法治取代专制与人治，就是大势所趋。
我们需要记住，作为制度工具，民主与法治是产业链逻辑在政治领域的显化。
当一个社会逐渐由产业链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后，当这个社会的秩序生产者们自己也开始受益于产业链逻辑，开始积极维护产业链逻辑的主导地位后，民主与法治作为制度工具才会被发明创造出来，或是选择引进。
你想要民主，你想要法治，但民主与法治不是空中楼阁，繁荣之花也无法在不适合的土壤中茁壮生长。
希望看到中华沦陷区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人们需要意识到，民主转型的成功率，与产业链逻辑对社会的渗透程度，与民众对产业链逻辑的接受度息息相关。而关心各族各地独立事业的人们更需要理解，每个地区受产业链逻辑渗透的程度不同，会直接影响这些地区在进行民主转型、制度建构时的顺利程度。
改开四十年，沦陷区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已经接受了产业链逻辑，已经习惯了“打工人”这个身份，习惯于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而不再象改开前那样，要么作为农奴被牢牢绑定在户籍所在地，出个远门都需要开介绍信，要么作为工奴被牢牢绑在单位，一生经历被装在档案袋里，生死祸福操诸他人之手。
如果仅看由农奴、工奴归化为打工人的人口比例，全中华沦陷区同步转型似乎是有可能的。
但在沦陷区还有一些人，至今没有接受产业链逻辑。他们就是现在仍享有特权的“体制内”，是拥有正式编制，拥有任意欺凌底层蚁民，随意对民企私企开罚单特权的各级官吏。
他们，是中共帝国最忠诚的“战士”，也是一群若离开单位走进劳动力市场就会身价暴跌，乃至衣食不周的人。
他们和他们构造的“圈子”，是伤害链逻辑最后的堡垒。
而堡垒的数量和能量有地区差异。

对中华沦陷区各省各地营商环境的差距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些省份对企业的态度，和其他省份相当不同。有些地区能吸引来更多投资，有些省份则会让“头铁”的投资人碰个头破血流。
当然，这些差异最终都体现在了各省经济发展效益上。
特权者生活得越滋润的地区，官员对企业对商业活动越能随意干涉的地区，经济就越困难。
但经济再困难，也不影响这些地区的特权者靠“转移支付”吃得满嘴流油。
中共为什么要用转型支付养着他们？
正因为他们是伤害链逻辑的堡垒，正因为伤害链逻辑需要依靠他们抵御产业链逻辑的渗透，在一个人人都知道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会提高所有人生活品质的时代维系自身的存在。
如果要在大时代的茫茫人海里选取一种人，以他们的命运作为时代的指标，那么，我们很可以把目光投向中华沦陷区各省各地的特权阶层。
在动荡大时代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肉体消失，但从精神上“攻克”堡垒，才是产业链需要取得的最终胜利。
我们可以很乐观的预见，在上海、香港，在沿海省份，会有相当多曾经的体制内官僚，改开系的技术官僚活下来，并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劳动力市场上估得一个合理的身价。
市场是公平的，如果你这个人不是除了特权就一无是处，在特权消失后，市场仍会让你的劳动获得应有的回报。
但对那些除了特权就一无是处的人，那些血债累累的人，市场爱莫能助。
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不把这类特权者当成人看，不把他们的命当命。
但他们所在的小环境，未来将让他们无路可走的地区政治氛围，是他们亲手打造的，伤害链逻辑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是他们亲自竭力维系的。
所以，一个曾经的特权者在伤害力落差颠覆后的伤害链社会环境会有什么待遇，他们就会有什么待遇。
而作为堡垒的他们被肉体消灭后，被他们维系的以伤害链逻辑为主导的政治氛围，并不会自动消失。
这就是在上海和香港成功独立后，在沿海诸省以上海和香港为桥梁保持住与欧美产业链的联接后，那些在改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就较慢的内陆地区需要面对的局面。
这些地区为实现民主转型做的前期准备更不充分，因此需要更多的“外援”。
而在这些地区摆脱伤害链影响，在国际社会上成功树立作为现代国家的形象之前，忧心于地区政治风险的欧美投资人不可能直接给予足量的外援。
所以，这些地区想要尽快发展起来，就需要致力于加强本地的产业链逻辑渗透程度。
他们能指望的投资，是来自沦陷区沿海新兴国家的投资。
他们能指望的政治制度构建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同样是来自沦陷区沿海新兴国家的支持，来自在沿海新兴国家工作、生活、参政的本省子弟对家乡的回馈。
当产业链逻辑在这些地区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当为经济发展提供长远可靠的制度环境成为政治常识，这些地区的民主转型才能水到渠成，真正获得成功。
而成功转型的这些地区，也会因彻底放弃伤害链逻辑，彻底放弃侵略富庶邻国的野心。
于是中华沦陷区，终于成功打造出基于产业链逻辑的区域和平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