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

在新欧洲方案实施的过程中，独派最大的敌人，既不是统派、联邦派，也不是届时已经丧失维稳能力的中共。
独派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自己在中共长期打压下，过于薄弱的组织能力和建设能力。
也是自己受伤害链传统熏染太久已经固化的思维习惯，是极其容易受“事急从权”诱惑，放弃法治原则的心志。
一个合格的独派，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建设者，在这些困难面前必须足够理智。
理智到能打开产业链逻辑信奉者应有的思路，循“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路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一切权力揽到自己手中，把产业链阵营的建国等同于伤害链阵营的“打江山”。
对一个新兴独立国家来说，要在旧帝国的秩序供应中断，民众堕入秩序真空后，从无到有的建设起能高效生产的秩序工厂，保质保量地恢复本地区民众急需的秩序供应，是困难的。
难在到了今天，“秩序供应”这件事已经十分专业化，社会治理已经是一件十分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是大部分缺乏执政经验的独派建国团队成员无法胜任，没法轻松接手，一接手就做得很好的工作。
而留用中共体制内具备多年经验的行政工作人员，又有忠诚度、行为习惯方面的种种问题。
国之初兴，千头万绪。
旧帝国遗留下来的弊政问题要改革，积压的民怨要宣泄，积累的冤案要昭雪，嗷嗷待哺的民生需求要满足，学校的教育内容要改变……
太多事要做，可有经验有能力又可信可靠的人手必然稀缺。
怎么办？
在我看来，将香港和上海设为建设的起点，让这两个足够“小”，调整起治理方式来难度较低的新兴国家成为先行者，扮演中华沦陷区转型大局探路先锋的角色，是可取可行的。
上海才两千五百万人，香港更小，不足七百五十万。
这两个国家在内部治理上又早已积累起了和内陆地区相比强得多的优势，香港自不必说，上海普通市民的规则意识也足以傲视区内同侪。
这是两个转型难度相对较低的国家。
也是因其体量够“小”，离大海够近，和欧美列国历史渊源够深，市民的接受度够强，而有足够的资本邀请欧美专业人士深度参与转型期国家建设的国家。
香港市民都知道在香港的司法系统里存在着“外籍法官”。
这些外籍专业人士的存在不但不会破坏法治体系的公信力，而且加强了各界人士对本地法治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信心。
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直接向由英国君主任命的港督负责，在改善香港曾极为严重的贪腐现象方面工作极具成效。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聘用欧美专业人士或接受欧美秩序输出，能快速增强本地治理体系的公信力和服务品质。
这是上海可以学的“招术”。
也是合格的独派，信奉产业链逻辑的独派，不把新兴国家视为自己私产，对“把上海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执念的独派应该学的招术。
上海的独立，需要独派在明确了上海作为新兴国家在整个中华沦陷区和整个东亚地区新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中的角色之后，顺水推舟。
独立后上海的治理，则需要独派以上海只有尽快被建设成一个和平、安全、繁荣的新兴国家，才能扮演好起动荡期间东亚最重要地缘政治角色，才能承担好产业链阵营桥头堡和沦陷区转型样板的历史使命为由，打开格局，邀请和索要欧美列国的政法社科人才援助。
这个两千五百万人大型城市的治理，需要欧美专业人才的深度参与。
因为打造一个新欧洲样板国家，治理品质需要对标昔日的租界。
我们追求上海独立，是为了让我们关心的上海亲友过上和欧美公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也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过上即使并非“成功人士”，并非权贵精英，不高人一等，作为普通人，各项基本权利也不受践踏的美好生活。
我们追求的不是打江山，更不是做皇帝。
我们不需要揽权，不需要把治理上海、分配上海各种资源的权柄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这样的权柄，交到欧美聘请来的专业人才手中，通过由欧美政法社科专家精心设计打造的制度工具转化为一条条能将上海市民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符合我们的意愿。
对特权的贪婪，会诱使人们在有机会决定制度类型时去打造人治而非法治。
但我们只希望生活在拥有法治秩序的国度。
如果我们自己因肉体凡胎，经不住诱惑，我们就需要把“抵御诱惑”的任务交给更有条件完成它的人。
如果我们的亲人朋友都在上海，如果亲友们会循人情关系网要求我们在规则里给“自家人”留后门，那我们就该把运营工作交给和本地人情关系网没有直接关联的“外人”。
对如何把作为新兴国家的上海打造成一个具备租界治理品质的美好家园，我有许多构想。
但最核心的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把建设欧洲式国家的工程任务，交给欧美“工程队”。
而要接受这样的思路，在远东地区，上海恐怕是唯一一个具备民情民意基础的地区。
因此，对新欧洲方案来说，上海无可取代。
对为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和平进行“技术支持”，做模板，建样板来说，上海无可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