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on Nostr: 中华沦陷区是一艘正在沉没的大船。 ...

中华沦陷区是一艘正在沉没的大船。
各族各地的独派，则是正在想方设法利用沉船上的物资建造逃生筏、各种水上漂浮工具的人。
在我眼中，上海和香港，是这艘大船上唯二的救生艇，是万事俱备，只需要砍断将它们与沉船绑缚在一起的缆绳，就能承担起拯溺扶危大任的逃生利器。
所以在我设想的新欧洲方案中， 上海和香港会首先独立。
或者更现实一点说，即使没有海外独运的推动，这两个地区的本地势力也会在沦陷区陷入因中共帝国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集中爆发而导致的动荡状态后首先行动起来，采取与周边隔离以求自保的策略。
2019年的“反送中”已经让香港市民尝到了切肤之痛，上海封城则是另一种对独运有利的反面动员。在摆脱中央政权的暴虐统治和“为大局牺牲”之间，如果没有选择，香港市民和上海市民当然只能忍气吞声。
但如果有选择呢？
自然是，你不仁我便不义，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香港和上海都没有主动建立军事力量挣脱中央控制的激情，但反过来，只要中央政权本身衰弱到了无法保持对地方压倒性控制力的地步，只要在动荡期间隔离自保、割据自治成了维护本地区安全的最后可选项，香港市民和上海市民就会接受既成事实。
然后，对试图再次凌驾于地区自治权利头上的“新中央”心存疑虑。
新欧洲方案只是一个顺水推舟的方案。
是一个准备在“合久必分”的朝代更替过程中，在必然出现的割据分治阶段，在旧帝国已覆灭，新帝国未诞生，伤害链逻辑的影响力最衰弱的时期，让产业链逻辑乘虚而入，把最容易拿下的地区掌握住，让最有条件完成民主转型的少数地区“先民主起来”的方案。
是要让一部分制度建设能力较强的人“先建设起来”的方案。
是要顺水推舟，因势利导，避免中华沦陷区因长久以来的伤害链传统，因对动荡的恐惧，再次选择强人政治，再次捧出新的皇帝，然后新皇帝高举大一统旗帜对异议者展开血腥镇压，让渴望实现民主自由的各族各地抗争者全军覆没。
在新欧洲方案的构想里，香港和上海是两盏灯，是两个堡垒，是围棋的两个“活眼”，是守望相助的战友，是海外产业链阵营借力撬动中华沦陷区纵深范围的支点，也是整个中华沦陷区踏上民主转型历史进程的起点。
在没有独运参与的情况下，香港和上海同样极有可能在动荡期进入割据自治状态，但仅仅割据自治是不够的，是不足以保证香港和上海的民主转型过程不受周边、新中央干扰的，是不能保证民主法治制度建设顺利完成的，更是不能保证香港和上海成功转型的政治效应持续向中华沦陷区纵深辐射，促成整个中华沦陷区持续向产业链逻辑方向转化的。
只有独立。
只有独立为受到国际法保障的新兴国家，只有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受各发达国家承认的独立国格，才能让香港和上海有资格与欧美列国签定安保条约，并作为港口国家，争取到欧美列国的安全承诺，以欧美军力为后盾，在整个中华沦陷区完成转型期间，自身的经济建设、制度建设不轻易受到邻国或新中央的干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被粗暴干涉。
只有独立了，香港和上海这两盏灯才能经得住动荡期的风风雨雨，才不会轻易被吹熄，让整个沦陷区坠入漫漫长夜。
中华沦陷区这艘大船要沉了。
虽然在甲板上的许多人不肯承认，但水下的船身已经撞上冰山，破开大洞。
这不是换个船长就能解决的小问题。
中共在七十多年统治期间积累出来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不是把正在当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换成海外民运领袖就能解决的。
就象恒大不是华尔街想救就能救一样。
任何清醒、理性、务实的思考者，都必须承认，想从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船里救出尽可能多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得让能浮起来的都浮起来，你得允许非常之时行非常之道。
你得允许人们砍断把救生艇牢牢固定在沉船上的缆绳，才能让救生艇不被船身拖进海底，才能让它发挥作用，保住那些有幸登上它的生命。
并且，承担起向远方船只呼救，向近处的落水乘客抛出救生圈、牵引绳等维生工具的任务，设法救助比自身的载重极限更多的人。
站在今天，我展望未来。
展望香港、上海的未来，展望中华沦陷区的未来。
我看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必要性，是香港和上海先独立起来，先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成功建设起本地的民主与法治，先实现对民生的保障和对经济的恢复，对继起的各新兴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沦陷区亿万民众早日获得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性。
是在沉船时刻先砍断缆绳让救生艇浮起来的必要性。
现实是，时代的浪潮将淹没一切，许多人将从此沉睡在深深的海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现实是，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漂浮物，才能从冰凉的海水里尽可能救出更多的人。
现实是，到那时，不致力于独立，不积极参与本族本地的独运，不打造属于自己的安全区安全岛，将成为在动荡时期的自我放弃。
新欧洲方案，实际上，是一张以两艘救生艇为核心，以一切能找到的漂浮物为组件设计的救生网络蓝图。
我会把你织进去，我会给你预留位置。
只要你没有自我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