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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理一个国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是“元问题”，是“不让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出问题”。
最容易让“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出问题的人是谁？
是手握权力，本该去回应民众要求、社会需求，解决问题的那些人。
一旦手握权力的人不愿去“解决问题”，掉头把力气用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上，这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会“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合法渠道就等于被堵死了，这个时候，民众如果还要试图去解决问题，就得先解决手握权力的“拦路虎”。
因为政府本身成了问题。
在任何一个国家，最容易成问题的，最容易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阻碍的，恰恰是政府本身，是政府背离自身成立的初衷，背叛自己按现代政治伦理本应忠于的选民，是民主政府在扩权冲动下逐渐摆脱各种制衡机制放纵自己走向失控，也是专制国家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打定的主意——让特权成为自己的立身之阶，让不受监管不受制约的权力成为让伤害链系统上层团结起来的理由。
要治理一个国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你最大的敌人，是政府本身扩张其权力的冲动，是政府的“失控”。
当年由六四青年高举的旗帜，“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所反的正是政府的失控，是政府相对于人民利益的失控，实际上，也是政府各级官僚相对于最高统治者利益的失控。
对统治者，哪怕是专制统治者来说，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府是什么样的？
是忠实服从自己的指令，毫无私心私利，能高效完成自己指令的执行机构。
遍地“官倒”、人人腐败的政治状态，符不符合邓小平本人的利益？
不符合！
即使对专制统治者来说，一个国家有一个人可以肆意贪污也就够了，那个人当然是他自己。
对邓小平来说，中国只有一个贪官，一个名叫邓小平的大贪官，其他人清廉如水，忠心不二，才最符合他的利益。
可他做不到。
在人们以为“六四”已经成为影响中共统治的最大危机之时，邓小平最大的危机并不在民间，并不在青年学生们的口号里。
他最大的危机从来都是官场的失控，是政府的失控，而不是社会的失控。
遍地“官倒”、人人腐败、特权泛滥，就是国家机器本身失控的表现，是国家机器接受了各级官僚的控制，却背叛了它理论上的主人，权力核心的最高决策者的表现。
35年前那一场以流血为终的战斗，发生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战斗，是一场“特权故事”与“奋斗故事”的对决。
也是一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在面对特权故事的支持者们，和奋斗故事的支持者们时，基于自己对特权故事的偏好，做出的错误抉择。
他把当时局势正逐渐走向的失控，错误判断成了“社会失控”，而不是“官场失控”。
所以他的应对，是通过镇压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通过回应民众呼声展开反腐去加强决策核心对各级政府大小官僚的控制。
他是心知肚明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已无法考证。
但镇压的后果，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对政府的控制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从那一年开始，理想幻灭、贪腐横行，成为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诅咒，从那一年开始，中共政权的道德形象直落谷底，各级官僚肆意滥权成为常态，中央在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中并未占得理论上应有的上风，甚至一度招来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调侃。
别以为掌握了政权你就掌握了一切。
别以为握住了方向盘你就能让这辆车随你心意开去任何地方。
实现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让一个由无数具体的人，有私心杂念，有各种想法，对你发出的指令会作有意无意曲解误读的人组成的“机器”，象真正的机器那样“听话”，远比你想象中难。
而这份难，正是想要完成治理国家这种政治任务的人首先需要克服的难。
怎么办？
即使你成为了一个新兴国家的总统，成为了主席甚至皇帝，怎样才能让理论上应该服从你的国家机器，让整个官僚系统接受你的控制？
制衡。
你需要学会制衡。
不要以为“三权分立”是你的敌人，不要以为国内外的异议者、反对党是你的敌人。
因为想实现你的统治，推行你的政令，你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官僚系统的约束，是建立种种制衡、监管、约束机制，防止政府失控。
因为身为统治者，身为无数人谄媚逢迎的对象，你很容易有“臣属奴才们绝不敢背叛朕”的幻觉，很容易忽略政府失控的危险讯号。高踞龙椅之上的你，很容易成为帮各级贪官“擦屁股”的背锅侠。
当你误以为失控的是民众，你就会不断派出军队血腥镇压，四处灭火，却浇不熄沸腾的民怨，最终让自己身败名裂。
现代政治的制衡机制保护的不仅是民众。
它约束的是政府，是一切可能因政府失控受伤害的人。
它本质上，是“政府管理学”。
这是想要参与中华沦陷区建设工作的人们需要立即补上的一课。
而在中华沦陷区即将出现的复杂局势中，针对新政府的制衡机制，更要精心设计，并加上多重保险。
在我的“新欧洲方案”中，是包含着相关设计的。
但我希望看到更多人对这个绝不能忽略的问题提出想法。
或者，赶紧开始思考。
@wangdan1989 @ZhouFengSuo @firstview_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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