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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事件追加 @LiuZhongjing ...

2026-06-25T18:48:18Z

南京事件追加

@LiuZhongjing

第一，羅謹自己就是汪兆銘政權的軍人。他是1940年自己選擇報名的，沒有任何強迫和欺騙。這種情況使他在1946年很容易變成蔣介石政權的漢奸清算對象，不能不做蔣介石政權希望的任何偽證，以便混過這一關。
第二，照片的提供者吳旋對南京臨時參議會說，照片是他的學友洪某拍攝後交給他保存的。他沒有理由把熟人的姓名說錯，也不存在洞中發現陌生人遺留照片的故事。
第三，吳旋說他當時十四歲，洪姓學友當時開設照相館，把照片委託給他保存。照相館主持人，而不是現在故事所說的學徒，年齡不大可能只有十幾歲。十四歲少年的學友不大可能是成年人而且是一波成年人的主管，成年人保存敏感物品不大可能找一個十幾歲的孩子。
第四，當時正是國民黨的審判進行時，急需製造各種證據。倉促產生的證據矛盾太多，任何檢察官或偵探都能夠根據上述內容，要求吳旋找到那家照相館，照相館的員工全部在1947年以前死亡的可能性太低了，對於如此重要的審判，沒有任何理由找不出照相館老闆員工的名字和下落。部分人員逃難後下落不明，是可能的。全部人間蒸發，聯一個記得起照相館和老闆名字的鄰居或片警都找不到，擺明就是憑空捏造。
第五，國民黨辦事不牢，靠共產黨完成爛尾工程，是二十世紀遠東歷史的基本大綱。共產黨改編了國民黨的故事，把照相館的開設者（成年人）改成了學徒，這樣才符合吳旋朋友十四歲的年齡和身份。成年人交給未成年人保存的不可信情節，也改成了陌生人藏寶洞被吳旋意外發現。
第六，但是這樣一來，像所有的偽證一樣，補上原有的漏洞，又產生了更大的新洞。蕭若虛秘書長和國防部軍事法庭的檔案白紙黑字，沒有什麼學徒羅謹，只有照相館主持人洪某及其學友十四歲的吳旋。吳旋為何撒謊，然後有取消原先的謊言？共產黨找出了吳謹，為什麼不能找出吳謹工作的照相館名字和老闆，以及他們跟吳旋的交集，以及吳旋跟洪老闆及其照相館的交集？當時的南京，照相館並不多。如果關門倒閉逃難，南京的鄰居和警察、老家的親戚和鄰居也沒有可能死光的。照共產黨給程兆奇他們搜索屠殺令的徹底程度，不可能毫無痕跡。
所有這一切關聯人物都不存在，憑空出現兩個沒有社會關係網的人證。精心挑選的照片恰好跟國民黨同時舉行的審判需要一模一樣，可以想像這樣的證據在美國法庭上會被對方律師當成寶貝用的。
所以中國嚴禁第三方審核南京事件的任何所謂證據，是非常有道理的。

@LiuZhongjing

拉貝估計，日軍進城時，南京還剩下二十多萬人，大部分都在他擔任主席的安全區。
國民政府南京警察廳長王固馨記載，1937年11月28日的南京殘餘人口為二十多萬。
法蘭克福匯報記者阿貝克報導，隨著難民逃離，南京人口最多只剩下十五萬，而且正在繼續減少。
金陵大學教授斯麥斯的社會調查報告估計，日軍佔領以前的南京人口為二十到二十五萬。
1938年1月，日本佔領軍政府發放良民證和福利時，統計南京當時已有二十五萬人。

答案很清楚，人口最低谷在國軍崩潰而日軍尚未完成佔領的混亂期。大概五到十萬人在此期間逃走隱匿，最多兩到四萬四萬，大部分是潰兵，平民死亡不到一萬，女性極少死亡。沒有偽證嫌疑的死者不過數百人。日軍佔領一個月以後，人口增加了五到十萬。
此後四年人口持續增長，達到七十萬。

@zhangzan5

整個「東京大審判」，都是國共兩匪夥同真•戰犯國家蘇聯污衊日本軍人、日本國家榮譽，爲自己接下來在東亞大陸的黑暗統治編造正統性的犯罪活動。就這點來說，美國算是被徹底利用了。當然考慮到當時是沾滿了蘇聯女匪諜胭脂粉的杜魯門當總統，做出這種蠢事也不足為奇。
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內收集到足夠的證據並完成正當的判決，所以這齣醜劇從頭到尾都充斥著捏造證據、武斷裁判等，很多被告人稀里糊塗地就被關押到鮮卑利亞（即西伯利亞）的集中營了，突顯了共產恐怖分子一以貫之的迫害手段。

@LiuZhongjing

日本當時的政策是把國民黨當作叛亂的地方軍閥，士兵當作被脅迫的無辜民眾，基本政策是解除武裝以後就地遣散。
便衣狙擊手大多數是在戰鬥中死亡的，被俘的一萬人一部分押送到上海拘禁，一部分留在南京收容所，後來編入了汪兆銘政權軍隊。
零星的違紀事件是存在的，日本外交官和軍法官是最先發現和制裁的。儘管程兆奇等人不斷使用莫須有推論，但至今沒有發現任何聯隊級別以上的軍官參加。
日方當時進行的調查就不限於書面命令，始終是包括口頭命令的。戰後對松井等人的調查，覆蓋了所有關係人，結果反而證明松井的口頭命令是立刻釋放所有俘虜，根本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幹部習慣的那種，領導口頭指示與國家書面政策相反的情況。

@LiuZhongjing

完全不對。
大蜀民國國軍未經命令，屠殺和搶劫中國恐怖份子，才是違紀事件。
我國人民自發地屠殺和搶劫中國恐怖份子，就不是違紀事件。#時與勢都在大蜀民國一邊

南京事件大部分也不是違紀事件，而是當地犯罪分子利用治安混亂時期，為自己的利益實施的刑事犯罪活動，跟交戰雙方都沒有關係。拉貝日記提到很多道聽途說性質的傳聞，但他作為安全區負責人，正式向日軍提出的指控只有四十九例。道聽途說和可能的證據之間，差別就有這麼大。

南京事件還包括很多事後添加，當時不存在，隨著時間越來越多的材料。例如谷壽夫審判的李秀英和習近平親自推出的夏淑琴，都是事後口述歷史，材料越來越多。最初只有美國醫生的治療報告和美國攝影師的照片，受害者和罪犯的身份都不清楚，甚至有難民流民作案的嫌疑，時隔多年以後，國民黨發明了李秀英，共產黨發明了夏淑琴，原因只是她們的年齡比較接近病歷和照片的無名受害者，但一旦進入法醫學的細節，例如傷口的數量位置型態之類，矛盾百出的狀態就越來越嚴重。很可能是因為後期的發明跟前期和原始證據矛盾，發明越多矛盾越多。如果真實情況是病歷和照片的受害者一直沒有找到，或者找到以後證明罪犯是本地流氓或國民黨潰兵之類，只好另外訓練合乎需要的群眾演員，絲毫不會令人意外。
依靠這樣的證據給谷壽夫定罪，就像根據沖繩島一起身份不明的強姦案，給駐日美軍總司令定罪，並把沖繩大屠殺寫進歷史教科書一樣荒謬。#南京違紀事件
其他違紀事件是否存在同樣的大規模偽造，當然要看具體證據。司法都是個案處理的，哪有一個案件做偽證，就可以推定所有案件都一樣的道理。
當然如果根據人格完整性的經驗，推定中國人發明的歷史到處都有捏造，就是一個廉價七成正確的常識了，跟具體指證中國人的偽證罪也沒有任何衝突，只是普通人健全常識和專家工作的正常差異而已。

民族發明學、防火牆與歧視鏈 Dec 18, 2016 ...

2026-05-20T17:47:14Z

民族發明學、防火牆與歧視鏈

Dec 18, 2016

中國人的歷史發明學，從技術上講是極其簡陋的，如果得不到全社會全方位的信息封鎖，連傻瓜都騙不了。

例如滿洲的海蘭泡事件，其實就是這麼回事。清軍和義和團殺了滿洲的俄羅斯工程師和商人，把鐵路電線扒了。幾個月以後，聖彼得堡的外交官還在跟英國人磋商。清軍覺得帝國主義真是紙老虎，開始隔江砲擊。這時，俄羅斯人才開始還手。清軍和革命群眾經過一系列輝煌勝利，將反帝鬥爭的前線從黑龍江移到山海關，沈重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在此期間，哥薩克和暴民對俄羅斯境內的清國僑民展開報復。時間只有幾天，就被正規軍平定了。

俄羅斯歷史對此一筆帶過是有道理的，因為無論性質的嚴重性、生命財產損失的規模或是暴民的殘忍程度，此事都遠不如同時段黑色百人團對俄羅斯猶太人的暴行，更不如布爾什維克的搶劫和恐怖活動。

海蘭泡排滿暴亂的持續時間和後續影響，並不大於洛杉磯黑人暴動。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亞洲商人在沙皇統治的最後十七年，仍然是帝國秩序的受益者，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者把他們列為阿穆爾省和濱海省的主要資產階級。他們首先遭到洗劫，然後遭到種族清洗。這裡變成高純度的白人居住區，多虧了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偉大貢獻。不出所料，中國人的歷史發明學，對他們攀附的所謂同胞是怎樣滅亡的，連一個名詞都沒有。索爾仁尼區在《古拉格群島》書中，倒是為他們留了一席之地。太史公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指這種情況。

俄羅斯人佔領滿洲期間，不僅恢復了良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還用俄羅斯納稅人的錢救濟飢民和難民。這些做法不是有愛于清國，而是因為俄羅斯雖然是歐洲人當中最野蠻的，但即使他們習慣的最低標準，都超過了清國官吏心目中的仁政標準，以至於他們忍受不了滿洲人習慣的日常現象，不改善一點自己就過不好日子。如果你們家裡面收容了一群渾身跳蚤的難民，你也會覺得賠幾個小錢，給他們買洗浴液並不吃虧。

滿洲人的表現雖然不如俄羅斯人，但比山海關內的中國人還是強得多。他們居然很認真地跟俄羅斯人打仗，失敗以後又很認真地成批自殺，在俄羅斯軍隊佔領期間，沒有送什麼萬民傘，俄羅斯人撤退以後，北洋系在滿洲建立行省的時候，卻想起來立碑紀念運糧的濱海總督遲切科夫，使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的幕僚不高興。

北京附近的中國人，處處跟滿洲人相反。義和團在的時候，他們不失時機地搶劫本地富人。受害者只有少部分是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因為買了昂貴的洋貨，或者被廣大貧下中農評定為肯定有錢買洋貨，因此不買洋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定是二毛子。八國聯軍一來，他們還沒有收到任何救濟，就把萬民傘送上去了。聯軍走後，他們刻不容緩地相互舉報。所謂漢奸就是跟自己一起去送萬民傘的鄰居，以及聯軍分發救濟時幫忙的義工和翻譯。老殘遊記的作者之所以倒霉，就是因為捲入了這種破事。總之他們的表現，無論放在李闖王進京和逃亡期間，還是毛澤東斗地主資本家右派走資派期間，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所以如果要搞《歧視鏈細分法案》，滿洲人還是有一些蠻族德性的，位置肯定比中國人高一點，但也肯定比俄羅斯人低很多。滿洲人搞民族發明的時候，需要釐清歧視鏈，要不然就會像中國人的發明一樣可笑，結果為了保護低劣的發明，只能世世代代生活在防火牆內。諸夏搞民族發明的時候，可以大膽地讓中國人墊底。諸夏相互之間的歧視鏈，不妨參照他們在類似場合的表現評定。

抵制洋貨運動和理想主義者的宣傳 Jan 11, 2017 ...

2026-05-19T22:13:57Z

抵制洋貨運動和理想主義者的宣傳

Jan 11, 2017

「處置西洋，始終無戰法。」郭嵩燾對他的同儕說。他的意思是：洋人志在通商，交涉就講通商好了。士大夫的認知結構出了問題，一定要用張邦昌和劉豫時代的歷史經驗來判斷李鴻章時代的利弊得失。

戰爭和仇恨與其說源於利益衝突，不如說源於決策者對利益的錯誤理解。他這種想法頗能投合十九世紀的天真和樂觀，把人類想象得太理性了。

從後續的歷史看，通商完全可以被想象和建構成戰爭的一種形式。「商戰」的想象在張之洞時代進入學堂課本，很快就產生了抵制洋貨的衍生物。

袁世凱政府在《二十一條》交涉期間，發現了這種超限戰的好處。無形態群眾沒有責任能力，因此受害者找不到適當的交涉對象。徐世昌政府在五四期間、段祺瑞政府在五卅期間，都發現了同樣的好處。不過縱容暴民是一回事，自己組織暴民又是另一回事。北洋政府總的說來思想不夠解放，只有國民革命才能實現群眾運動的全面升級和專業化。

這裡我們必須糾正一個常見的誤解：抵貨運動不是簡單的宣傳鼓動，更不是理想主義者所能勝任的工作。宣傳鼓動很常見，理想主義者（或業餘愛好者）也很常見，但影響歷史的可能性幾近於零，也不大可能得罪任何人。

保路運動的反外資宣傳如火如荼，但真到了捐款贖迴路權的時候，募集的款項連辦公費用都不夠。外國銀行家和列強從來不曾反對大清臣民自己集資，根本沒有形成衝突的可能。老舍和他的同事下鄉鼓動農民抵制日貨，得到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便宜」。

魯迅則用他特別喜歡的那種陰測測的語調說：對於那些質量壞要價高的奸商，抵制洋貨可真是件好事。

真正有效的抵貨運動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刑事犯罪是其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環節。沒有當局的默許，根本不可能展開。

Paul S. Reinsch見證了五四運動的場面，將學生領袖稱為「群眾運動警察」。（如果將這個乏味的名詞翻譯成當時社會常說的「丘九」，或許更能傳神地表達觀察家的真實感受。）

糾察隊封鎖和搜查商店，連路邊小販的草帽都沒有放過。如果發現日貨，當場予以沒收。如果這種事情由馮國璋和張勳的士兵做出了，受害者肯定會向大帥投訴。既然愛國群眾沒有名字和領導，就沒有任何人能夠受理業主的控告了。

北京人上次領教這樣光天化日之下的搶劫，還是在義和團的時候。店鋪不堪騷擾，紛紛關門大吉。愛國群眾於是轉而搜查路人，扣押他們隨身的洋貨。如果有人太喜歡全身穿滿外國時髦品牌，那對他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私刑者的戰利品很快就堆積成山，引起了林則徐在廣州曾經面對的爆料或謠言：「丘九」將他們不准商人販賣的貨物廉價賣給外地人和鄉下人，用這些錢支持他們的運動。他們為了辟謠，採取了林則徐曾經採取的做法：在街頭點起火堆，公開焚燒日貨。

C. F. Remer指出，1925–1926年是抵貨運動的轉折點。

北伐勝利，黨國肇造。革命政權決心對社會各階級重新格式化，要求工會、商會和學生會的領導層加入國民黨，在社會活動中接受黨部的統一領導。

濟南事件發生後，《中央日報》重磅推出的標題是：

「萬眾憤慨日軍到來，全心歸於黨的領導」。

如果不加註釋，粗心的讀者很可能以為這段紀錄出自聯共（布）黨史。（其實是《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的一段。）

北洋政府暗中支持、公開守約的態度變成了賣國的罪證，賣國賊自己的財產也遭到沒收。新政府公開反帝，將抵貨運動納入黨部的統一領導。鬥爭的激烈程度立刻升級，群眾開始對商人行使私刑。

後來被認為屬於紅衛兵特徵的羈押、遊街、羞辱、毆打都已經在這時出現，有的「奸商」甚至被失控的群眾打死。

兩者的嚴重程度和波及範圍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但明智的觀察者肯定懂得見微知著。王國維看到革命群眾僭取了私刑處死的權力，就知道後浪肯定會比前浪更加激烈。最初破壞遊戲規則的青年革命者，在自己的暮年大抵淪為失敗的反動者，往往使粗心的讀者忘記，他們在年輕扮演過完全不同的角色。無論黨派還是個人，都是這樣。

抵貨運動是日本人所謂感情煉金術的經典案例，就是要開發和收割群眾感情上的弱點，在痛苦和忿怒之間建立錯誤的因果關係。

策劃者如果足夠精明，甚至能夠自己損害群眾，然後將群眾被傷害的痛苦引向自己的敵人。專業的群眾運動專家不同於外圍群眾，他們的功績可以變現，構成加入國民黨和黨內升遷的資本。

劉和珍如果不死，幾乎肯定會像謝冰瑩一樣，在北伐軍政治部找到工作。如果在歷次政治分裂中押寶正確，很有可能變成群眾的引領者。當然，大多數人不可能一直押寶正確。他們或遲或早會在某一個階段站隊錯誤而犧牲，最後甚至可能因為失敗而被塑造為跟自己完全相反的角色。

在這種可悲的遊戲中，講理基本上不起作用。英國商人裴磊曾經天真地爭辯：

「外商沒有在中國建廠，是因為中國官員不可信任，只好利用上海的條約權利，或是依靠英國政府的保護在香港生產……工廠雇用了好幾千中國人，他們享有優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環境。如果抵貨運動奪走了他們的工作，他們該怎樣養活自己呢？中國人正在剝奪中國人的生計，讓自己的同胞和他們的孩子受苦……公司用大筆投資增加了中國農村的財富，受益者數以萬計……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這些「千真萬確的事實」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歷史已經給出了足夠清楚的答案。

明白人無需太多的解釋，因為他們天生喜歡越過表象深入實質。不明白的人離開符號和標籤就無法思考，猶如殘疾人依靠輪椅。如果「千真萬確的事實」擾亂了他們寶貴的標籤，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斥之為謊言和陰謀，逃回自己舒適的輪椅上。事情大概只能如此，因為這就是世界的隱秘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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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30T14:46:36Z

2025年6月，伪中国宣传部门再次炒作1644部队的不实指控。731部队回顾：

https://x.com/LiuZhongjing/status/1687862082752925696 一眼假，中國的731文件都是改革開放時期才發明的。真實檔案在美國，美國審查以後，認為沒有問題，沒有超出各國慣例。假材料在蘇聯，是逼供日本戰俘的純口供。中國材料是戰後出生的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後自己編的，黑龍江檔案是滿洲國基層治安人員的紀錄，跟保安局和731都沒有關係，醫學器材是所有醫學實驗室都有的，而且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生產的，其餘都是腦補文學。石井等人的研究項目來自公開署名發表的醫學期刊論文，實驗動物包括少量猴子，然後腦補猴子就是人體實驗的代用詞，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猴的發病週期肯定不一樣，人體得出的數據禁不住後來幾十年同行的重複實驗，而且數目時間也跟腦補發明不符，很明顯出自沒有經過醫學高等教育或發表過學術期刊論文的文宣人員製作。美國檔案認為731實際上是做的傳染病預防研究和細菌培養，人為散播細菌造成的流行和公衛模式跟朝鮮戰爭時期仍然存在的流行病模式沒有明顯差別。這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證明細菌戰並無軍事價值，除了滿足發動者特殊的惡意以外，對受害者的威脅是跟自然流行沒有區別的，或用於應付細菌戰造成的公衛問題。各國都有這方面的研究，不足為奇。中國提出的受害者包括八九十歲的老人，患鼠疫之類流行病而被731強制隔離，然後活到遠遠超出同時代人平均年齡的時候，宣布自己是細菌實驗的受害者。顯然滿洲國的貧下中農遭遇細菌戰，跟中國貧下中農享受基辛格的協和醫院待遇一樣難得。

南京違紀事件 | 劉仲敬 Feb 5, 2017 ...

2026-04-30T14:44:41Z

南京違紀事件 | 劉仲敬 Feb 5, 2017

南京違紀事件必須正名，原因不僅在於人數作偽，而在於違紀和屠殺的性質根本不同。違紀是個人或團體分散的行動，沒有得到上級的授權，他們的同儕如果高興，可以拒絕屠殺而不受懲罰，軍法官有權制裁違紀人員，而且敢於行使這種權利。我們所知的南京事件，符合以上所有條件。違紀事件即使死亡人數超過六十萬，仍然不過是大型違紀事件。屠殺的定義是最高當局的授權，執行者得到各部門的配合，不必擔心法律制裁。相反，拒絕屠殺的同儕遭到法律制裁。即使死者只有幾個人甚至一個人，仍然屬於小型屠殺。何況南京事件可以證實的一萬多平民死者當中，並非全都可以列為日軍違紀事件的受害者。國軍士兵拒絕停火，脫去軍裝，混入平民當中，將敵軍火力引向平民。軍統便衣狙擊手從平民當中向日軍開火，同樣將敵軍火力引向平民。這兩種行徑的肇事者，都屬於戰犯。東京國際法庭沒有追究這些戰犯，反而把他們造成的死亡算在日本人頭上，換了我是日本人，也是絕不會認帳的。美國人或以色列人如果接受這種黑白顛倒的邏輯，就得把反恐戰爭的所有將士定為戰犯了。程兆奇之流用了大筆經費，試圖證明屠殺命令的存在，結果只能厚顏無恥地宣布，我們雖然沒有發現這樣的命令，但是這樣的意思肯定是存在的。根據這樣的研究方法，岳飛的罪行的沒有疑問的，要證明他肯定有那個意思，實在太容易了⋯⋯ 附錄：关于南京事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当天，日本总领事就向东京告状，比任何媒体都快。石射司长立刻召集会议。1938年1月4日，司令官松井和华中军的惩戒令就送到支那。没有极高的道德责任感和办事效率，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易地而处，窝老从未考虑过为任何被性侵小姐或访民告状。上级绝不会为窝老召开紧急会议，向平行单位告状。即使国务院总理亲自出马，也不可能在三个星期内惩戒任何军官，更不要说集团军总司令。#以支那自古以来标准，日本人唯一毛病就是太老实# 只要日本外交官和宣传家有窝老八分之一机智或党性，事情就会变成这样：鉴于国民党士兵脱下军装混入群众开枪，援引自古以来反恐战争如何如何、萨达姆人肉盾牌如何如何，奖励反恐英雄，为他们树碑立传，同时加强对西方的宣传力度，强调国民政府在恐怖组织的渗透驱使下破坏条约体系，日本为国际社会反恐。慰安妇问题在全世界普通大众中的认知度仍然不及纳粹的大屠杀，我们必须努力让大众了解：慰安妇收入高于日军将领，而集中营并不是犹太人承包建设盈利的所在。-数卷残编你的良心哪里去了？慰安妇收入高不高暂且不说，现代文明时代，违背女性意志的慰安妇行为就应该给予最严厉的谴责，这是对文明的最起码尊重。 — 前前哧，私人纠纷怎能跟大屠杀相提并论？哪家公安局不开慰安所，装神马装…… — 数卷残编你把卖淫和强奸搞混了…… — 太乙公立卖淫所很难算强奸，否则国共两党全都算强奸。太君倒是比较规矩，至少付钱比较规矩。妇女可能是当地人依据习俗拐卖滴，但嫖娼滴皇军根本管不到这些破事。 — 数卷残编公立？谁公立，付钱，付给谁，有多少是去卖，有多少被奸。人快死光了就开始洗地了。 — 太乙当然是皇军公立，正如公安局公立、文工团公立。活着也没用，敝痱已经在1972年明确放弃索赔权。 — 数卷残编现在支那文工团的种种明显比慰安更恶心 — 巫师国王卡特曼這些來罵人的人搞錯了慰安婦的意思。慰安婦二字本身是沒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慰安婦就是妓女，這毋庸置疑。慰安婦本身也確實是有收入賣一次要收錢的，這也是毋庸置疑的。裡面很多朝鮮人跟中國人拐賣來的婦女，以及日本也確實有不規範的事情，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 努力勾引男人樓裡面這些人是不看書的，我都不想說了。你們看到慰安婦二字就罵。可有為道縣那些被強姦輪姦再破腹丟入江中的數目龐大的中學生學生mm們發過一句聲嗎？為她們要過一句公道嗎？我都不屑跟尼萌講話。 — 努力勾引男人当时性交易合法性没有问题，慰安妇是因为自愿性出问题才成为污点。当然其实不少性工作者的自愿性都可疑，不过慰安妇和战争背景联系在一起就特别引人注目。人类战争史上罗马以降的战争惯例，胜方掳掠败方为奴为妓无需讳言，这种一贯做法直到星条旗插遍全球才有收敛。对慰安妇有此类怀疑自然无可厚非。 — 囿于实务不能跟下限比啊。这么说韶关女工只是被强奸，工资比在家乡摘棉花高得多。维族人气性太大想不开啊。 — 吐荼强奸也不能跟杀人比呀，杀犹太人是杀人呀。何况慰安妇只是嫖娼，相当于今天军警的歌舞厅、文工团。小姐比女工轻松多了，待遇更好。一定说拐骗，不是没有可能；但你不可能长期营业都是拐骗。日军是正规军，禁不住告状的。你想，冈村宁次三令五申过多少次？日军纪律很严的，进城前还要专门下达训诫，就是怕重演南京事件。南京事件都是日本外交官上告才泄露的，神州人无动于衷。 — 数卷残编为什么要跟下限比。为什么要用没有达到绝对零度来论证这个东西不冰。 — 吐荼南京事件都是日本外交官上告才泄露的，神州人无动于衷。蛤！很驚訝！但是我一直認為游擊戰根本就是游擊隊不把平民的性命當一回事！ — 努力勾引男人是南京總領事代理福井淳首先向外务省东亚局告状，然后内阁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大本营闻讯后，专门给华中军下达《关于军纪风纪的通告》：“近来，有辱军风军纪之事时有发生并日渐增多，实不愿信之，然毋庸置疑。考虑到一人失态，有损全队之真正价值；一队之过失，终损毁全军之圣业······务必严格整顿军纪，相互禁戒，严防越轨粗暴行为，各人自律，全队禁止放纵。”然而为时已晚。 — 数卷残编真相大白后，军部为肃正华中方面军军纪，决定更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教育总监畑俊六大将在其1938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向杉山元陆相提出建议一事。“支那派遣军作战告一段落之际，军纪军风日渐颓废。如果抢劫、强奸这类犯大忌的劣迹还屡禁不止的话，必须让征召预后备人员回国，让现役兵替换他们，并让现役军官替换上嗨的松井大将。另外，用现役军官替换军司令官、师团长等征召人员。我向大臣提出了这个建议。” — 数卷残编 1938年7月，以教育总监本部长安藤利吉的名义，颁布了《事变的教训第四号步兵训练部分》。其中写道：“在这次事变在，出现了各种犯大忌的事件，尤其是涉及国际问题的事件。虽艰难地取得了攻陷敌国首都这样的战果，但一件小事即可玷污皇威。虽然，教育未必能承担所有精神方面的责任，但由于国际常识这种极其简单的教育不够，导致了事件发生，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由此可以看出，为防止南京事件这种招致国际舆论谴责的丑闻再次发生，必须彻底进行国际法常识教育。1943年，华中派遣军宪兵队教习队长在他编写的《军事警嚓勤务教程》“第四章华中军人家属违法犯罪趋势”中写道：“在支那事变爆发之初，即攻占南京不久，驻支那军队和家属中，存在大量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犯上等恶性违纪事件，辱职、抢劫、强奸等犯大忌的犯罪活动也频频发生。此后，由于上司适当指导，官兵开始自律，从而逐渐减少。” — 数卷残编华中派遣军《进入武汉之际军参谋长注意事项》（昭和13年10月24日）三、必须杜绝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尤其是掠夺、放火、强奸等。皇军进入武汉之际，世界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正是彰显我皇威、了解我皇军真实形象的绝佳时期。另外，个人过失和失态势必被宣传为全军行为。为此，进退务必慎之又慎。有胆敢触犯前述禁忌行为者，为了皇军名誉，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另，鉴于以往经验，各种违法行为多发期，不是在军队刚刚紧张进城之时，而是在经过若干天后。为此，监督绝不能随时间推移而松懈。 — 数卷残编松井石根日记：“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追悼会上，心情也还是自豪的，今天却是满腔悲愤。因为这五十天内发生了许多犯大忌的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损毁了阵亡将士的功勋，我们何以面对英灵们。” — 数卷残编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日军和日本政府内部，当时没有能胁迫他们。外电有报道。教会和国际委员会有纪录，但认为死亡人数不过三万多，三分之二为便衣军人。神州方面没有反应，泛称十万军民，然而此说毫无价值，因为军队没有停火，伤亡不能责备敌军。神州直到东京审判前夜仓促搜集材料，说法自十万、二十万、四十万不等，没有一样可靠。1980年代以前课本不提，后来加入的照片又是济南惨案中神州军队强奸杀害的日本侨民。 — 数卷残编日本当时节节胜利，美苏没有参战而且不见得会参战。他们没有理由害怕任何人，维持纪律是为自己，至多只怕损害皇军颜面而已。两相比较，大多数神州军警、包括今天的军警纪律和政府官员道德感其实不如当时的日本人。 — 数卷残编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口径，跟日本人特别坏没有关系。跟日本人老实有负罪感有一点关系 — 吐荼用腳投票抗戰期間，人口由遊擊區向日軍司令部駐地移動。關內農民工向滿洲移動，通常一去不回。所有匪區農民無不逃亡國統區，匪軍無不開小差回老家。移民進入匪區者：文藝青年、叛兵土匪。總之勞動者逃亡，丘八丘九替代。駕馭丘八丘九，自然只能依靠政治保衛總局。不過匪軍優待俘虜，的確有據。因為俘虜如果願意入夥，即構成匪軍軍事素養最高部分。匪軍大抵由幫會、土匪、叛軍、强征農民組成。其中農民戰鬥力最差、逃跑欲望最强。叛軍構成軍事核心（但政治不可靠），優待監視皆不可少。國軍連長鮮有投匪不能官至團長者，當然滿軍及關東軍待遇最高，繼承滿洲國標准。所謂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是之謂也。人類有軍隊以來，唯有北方局組織進攻縣城，目的在於劫持刑事犯從軍；因為對順民戰鬥力深感絕望。相比之下，皇偽軍招兵尚需品行證明；故而細民往往有行賄求職者。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是之謂也。偽軍不僅素質超過我匪，而且肯定超過未整編國軍。北平行轅軍官承認今不如昔，但格於政治正確不敢啟用。最後，偽軍大部分由我匪收編。後者不大歧視，而且自己出身更差。我匪收編偽軍，始能有正規建制、戰力陡增。當然，滿洲國軍隊能秒殺關內一切軍隊。國軍同樣歧視，完全由我匪收編。四野出關數萬，入關數百萬；九成由滿洲國軍組成。日後，韓國軍隊核心同樣由滿洲國軍組成。皇軍在日俄戰爭和一戰時以軍紀嚴明著稱。二戰時由於軍官叛變和全民征兵，素質明顯下降；但仍然不失為正規軍，有定期餉銀、有愛民教育、有慰安婦，紀律一般高於地方部隊、偽軍或遊擊隊（後者缺乏薪俸給養與教育訓練）。由於內閣、軍部權力解體，諸將人自為戰；號稱軍閥，不為無因。因此各部隊指揮官決定軍紀好壞，衰邁軟弱或長期不能視事者軍紀差；但即使如此仍然由於流寇，因為皇軍待遇由日本納税人支付，並不由中國占領區民眾支付。地方團隊、偽軍待遇由地方民眾支付，承擔大部分治安、剿匪任務，指揮權由地方有產者（良民）掌握，類似湘軍。遊擊隊給養依賴突襲鄉民、勒索大户，時多時少，因此不可能維持紀律。有土匪或刑事犯經驗者戰鬥力、耐受力最强。裹挾小農既乏戰鬥力，又擅長逃回家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不堪使用。因此，順民流動方向從遊擊區向治安區（偽軍）、從治安區向中心城市（皇軍）。皇軍基本不下縣城，通常一縣僅有一隊甚至一名皇軍即足以占領。大多數鄉民只能接觸偽軍。正常情況下，皇軍與國軍交戰。偽軍清剿遊擊隊。遊擊隊乘間襲擊偽軍，經常搶劫鄉民。附：“我军上千人的游击队……8月22日深夜砸开了北平市第二监狱，放出政治犯和八九百个刑事犯，扩大了队伍.”《杨成武回忆录》P422。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DECEMBER 14, 2014 ZIRCONYL LEAVE A COMMENT by 數卷殘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据掩埋的证据材料告诉我们，被掩埋的尸体有四万具，这个根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当时几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还不到一万具。（崇善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崇字掩埋队共掩埋了四百零四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一百三十具。然而，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兵工厂、南花台等广大地区掩埋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二千六百具。如果将前后掩埋尸体的情况比较一下，很明显，有其夸大和杜撰之处，难以令人置信。当时，在日本军清理过的地区 — — 雨花台一带，已是战斗后五个月了，自然不存在这种尸体。在其他地方，如水西门一土坷、中山门－群马、通济门－方山等等，也可以指出其类似的矛盾。对红十字会的掩埋数来说，也可以指出如前所述的矛盾。例如，有说一天处理六百七十二具尸体的，又有说一天处理九百九十六具尸体的，而且突然说有处理四千六百八十五具（二月九日那天）的，有处理五千八百零五具（二月二十一日那天）的。即使进行掩埋工作的工人人数有增减，也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差别，可以认为，那只是追求数字而已。另外，在崇字掩埋队所列掩埋尸体的数字中，对所有被害男女和儿童的人数都有适当减少的；尽管如此，在红卍字会所列的数字中，都没有妇女和儿童。当时，非战斗人员几乎已经逃走，没有人留在战场上，要是说妇女和儿童介入了战场，那在常识上几乎也是不可信的。违反这种实际情况的证据，只能理解为他们为日后便于伪造作准备。前面提出的证据，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实际上是在十年后的一九四六年调查所得的资料，不知道这种调查以什么样的资料为基础，尤其是，要在十年后确定尸体的数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列举的数字，只能说是完全想象出来的死于这种情况的中国兵，日本方面把他们看作为正当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的，但中国方面却认为是大屠杀。由于两方面解释不同，故在战死者与被屠杀者的数字对比上有出入。这点姑且不谈，现对死亡者的类别作一研究。详细情况如下：一、因为是俘虏乃至散兵（所谓便衣兵）而遭集体屠杀者，以及被追得走投无路而停止抵抗但仍遭扫射以致被全部歼灭者；二、普通老百姓在南京陷落时成为日本军扫荡战的受害者，抓“便衣兵”时受牵连而被强行拉走处置者，以及成为日本士兵疯狂屠杀的受害者；三、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死者，以及一起撤出阵地或渡江撤退时受到扫射而落得了被歼灭的悲惨命运者。尽管可以分为上述三类情况，但其实际的死亡人数分别到底有多少？不消说情况不确切，就是三者之间的比例也很难计算出来。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死亡情况，秦郁彦有一个数字估计，这里想介绍一下。秦的推算虽没有提出依据材料，但说是一万二千人至四万二千人，这个数字是有幅度的（《日中战争史》，第二八五页）。关于屠杀普通老百姓六千人问题的记录对此问题有一份记录，这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 — —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area， December，1937 to March, 1938.Urban and rual survey, by Dr.LewisStrong Casey, Smythe and assistants, on behalf of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 completed une, 1938. Shanghai, theMercury Press, 1938.table 4.）。根据该调查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市民死亡、被强行拉走（据推测，大半被杀）和受伤者的人数估计如下（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五四页）：因士兵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后杀害者四千二百人，合起来共为六千六百人。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死亡中的市民人数之多是出乎意料的。贝茨博士除提出上述数字外，还说：从掩埋尸体的情况来看，在南京城内外被屠杀的非武装人员不少于四万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左右系普通老百姓，其他为士兵（“便衣兵”）。贝茨博士所说四万名中的百分之三十，与前面提出的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相一致。其余二万八千名，自然相当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加注所说的数万名这个数字，但前者只是便衣兵，后者的人数是便衣兵和俘虏合在一起。总之，把一万二千名看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死亡者，这点，双方是一致的。但如前所述，贝茨博士并不认为这是被害市民的全部人数。贝茨博士还认为，得出这个数字是“斯迈思教授和我”经过种种调查、观察后所下的“结论”。而且贝茨博士和斯迈思教授都说，那是根据掩埋尸体的情况推算出来的，另一方面又说：全部数字“无法调查”。松井石根：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在日俄战争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自然，那可能是因为政府当局没有这样考虑，【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在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和平的发现》，第二二六页。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也列席参加，他对当时情况叙述如下：我想，到此总该可以结束了吧。就在这时，最高指挥官松井忽地站了起来，面对以朝香宫为首的全体参加祭祀的人们，开始进行说教式的演说。〔报道部长］深掘中佐和我都纳闷地听着他说，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听到的却是一番申斥：“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成，一下子由于那些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而且老将军的申斥是严肃的，他流着泪，十分痛心。“你们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与皇军不相称吗？从今以后，你们要始终严格执行军规，绝对不许虐待无辜人民。否则，那又将用供品祭祀战死者了”云云，他的训戒是很痛切的。我在心里想：“松井君，做得好啊！”我回头看了看深崛中佐，拜托他说：“现在，世界上都已知道日本军的残暴行为。我想，要想个办法，将松井大将的训戒用消息发到世界各国。务必希望得到报道部长的同意。”深崛中佐说：“松本君，我非常赞成。但现在要马上取得方面军参谋的同意，情稍等一会儿。”（《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八页）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内容如下；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二页）。按：屠杀是否蓄意，妇孺伤亡比即为试金石。无差别屠杀肯定导致妇孺死亡多于男性、平民多于武装人员，八路杀冻土总是妇孺过半，意义不言而喻。南京便衣兵占死亡人数三分之二/妇孺不及十分之一，已经证明日军有意避免杀害平民。若此而必欲坚持追杀便衣兵仅为借口，第三方只能断定借口与动机显系同义词。《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第2页 2014–01–07 16:43:58 1937年，日美英法意五国在华北驻军保护侨民。五国驻军依据1901年列强与李鸿章签订的《关于北清事变最后议定书》（《辛丑条约》）。根据上述条约，为了维护北京到渤海沿岸的交通自由，义和团事件相关各国获得了沿途十二点的占领权。在此只要不进行实弹演习，演习时间地点就无需事先通告。这样，日军就在北平以西十二英里的卢沟桥（按此地是平津铁路出城的第一个车站，通向大沽口的必经之路）和其他各地驻扎了军队。1937年7月7日，为准备两天后的中队演习检阅，日军在卢沟桥永定河左岸进行最后演练。当时日军在演练时使用的都是空炮弹。这时，日军突然遭到支那军队的实弹攻击。时间是22时40分。日军的真炮弹都是用结实的硬纸板包装的，而且还用棉线紧紧捆绑，因此使用起来并不简单。而且，从当时情况看，日军甚至没有使用钢盔。但是支那军队却连续不断地向日军进攻。7月8日凌晨两点半，支那军队发动了第四次进攻。这时已经拂晓了。在夏日的这时，视线已经完全清晰了。从第一枪到这时已经过去了七个小时。 ······ 卢沟桥守备队长金振中的回忆录已经翻译为日文公开了。 ·····“7月7日是·····一个夜色漆黑的雨夜。”但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当天天气为晴。相同的记载在支那方面也有。根据秦郁彦发掘的《北平新闻》，7日为晴，8日为阴。 ······ 日军并没有预想到跟支那军发生真正的战斗，根据拉查路斯律师在东京审判开头的陈述，华北军司令田所中将当时已经患上不久于人世的重病，卧床不能指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日军并不想跟支那军队开战。那么，究竟卢沟桥的第一枪是谁打的。秦认为是支那29军士兵“无意中发射”的。中村认为······第一枪是无意的射击，此后的扩大则是29军内部的共产党有意推动的结果。日本两度决定出兵，但每一次都取消了。然而，国民党政府却违反停战协定，挑起了廊坊事件（7月25日）、广安门事件（7月26日）。第5页 2014–01–07 17:13:00 1937年8月2日，外务省情报科长的公开声明和谈话指出：通州事件发生于1937年7月29日凌晨4时，大约3000名通州保安队包围了100人左右的日军守备队营房，然后突然袭击日本人的商店、旅馆、民房。住在通州的380名日本人当中，约200名遭到惨杀。幸免于难的，只有逃入日本军营房的120名而已。据外务省情报科长的谈话，事件的全貌如下： “支那人企图屠杀包括妇女、儿童的所有日本人。大多数妇女在被戏弄，遭到长达24小时的虐待之后，有些人在东门外被杀。在被屠杀的路途上，有的人手脚被绑，有些人鼻子、喉咙被穿上铁丝，在地上拖行。尸体被丢进附近的池塘。有的人被喷上剧毒，整个脸部歪曲变形。” 这种行径严重违背了战时国际法。外务省情报科长在事变发生后第四天，公开谴责支那士兵虐杀、强奸、掠夺日本人的罪责。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辩方也提出这项公开说明，然而韦步审判长却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即予驳回，因为通州大屠杀是联合国不愿触碰的问题。尽管起诉遭到驳回，1947年4月25日，雷拜恩辩护律师接连传唤证人萱嵨高（前陆军中将）出庭作证。然而，事件已经过了十余年。根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纪录》指出：萱嵨和驰往通州救援的天津步兵队长和支那驻屯步兵第二连队长于下午四时抵达当地。萱嵨连队长作证表示： “城内惨不忍睹。所到之处，尽是日本人的尸体。几乎所有的尸体的脖子都被绑上绳子。尸体中有不知人间世故的儿童和妇女惨遭杀害。由于这一事件至今尚无纪录，我只能根据记忆陈述我所目击的事情。不过，这一事件实在太残酷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深印脑海中的惨状。下面是我在一家叫‘旭轩’的餐厅发现的。我看到七八名被强奸的妇女。这些妇女的年龄从四十岁到十七八岁都有。有的全身赤裸、阴部外露，遭到射杀。其中四五名妇女的阴部还被插入刺刀•••••••屋内的家具、棉被、衣物等全被搜刮殆尽。其他日本人的房屋状态几乎都如此。 ‘锦水楼’旅馆也惨不忍睹。此地是通州日本人的避难所，竟然也惨遭屠杀•••••••锦水楼的老板娘和女服务生像串珠一样串在一起，手脚被绑，奸淫后斩首。” 萱嵨连队长作证结束，桂镇雄（原陆军少校）步入证人席•••••作为救援通州的炮兵第二联队代理中队长，他们于7月31日凌晨2时30分抵达现场。 “一到锦水楼的门口，我看到面目全非的惨状，十分吃惊。同时，尸体散发的恶臭令人作呕••••••我走进账房、厨房，里面横躺着一男二女，有的俯卧有的仰卧。我不知道女尸是否遭到强奸，但打斗痕迹明显。一具男尸的眼睛被挖掉，伤痕累累犹如蜂巢。我来到一年前去过的咖啡馆。开门一看，店内一片狼藉，以为没有什么大碍。向前已走，发现箱子里有一具全裸女尸，被绳子勒死。咖啡馆后面有日本人的住家，父子二人同时遇害，孩子的手指全被生生砍断••••••南城门附近有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店。有个类似老板的人被拉出去处决。尸体丢在路边，肋骨暴露、内脏横流。”这是杀戮现场的目击证词。雷拜恩最后传唤的证人是樱井文雄（原陆军少校）。樱井是7月31日随主力进城的。他是支那住屯军步兵第二联队小队长，也曾详细描绘目睹的屠杀现场。“一出守备队镇守的东门，不远处可见一些男女侨民惨死的尸体。我们真是悲愤到极点。由于没有发现敌兵，我们搜寻幸存者直到半夜。我们一边呼唤：‘有日本人在吗’，一边挨家挨户寻找。鼻子像牛一样穿上铁丝的儿童、被砍断手臂的老妇人、腹部插上刺刀的孕妇陆续从满是灰尘的箱柜里、壕沟内、墙角边爬出来。在一家餐厅内，我目睹了全家砍断头颅和双手的惨状。十四五岁以上的妇女全部遭到强奸，惨不忍睹。我来到一家名叫‘旭轩’的餐厅，看到七八名全身赤裸、强奸后刺死的女性，有的阴部硬塞入扫帚，有的腹部被直划破开，触目惊心。还有目击者指出，东门外的朝鲜人商店附近有一个池塘，池内一家六口索套头、双手被绑、穿上八号铁丝。尸体弹痕累累，池水都被染红。”这种屠杀的方式多么残忍啊。然而，这是支那自古以来惯用的战法。司马迁记载••••••亚朋德《中国能生存下去吗》指出••••••佐佐木道一中将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中记载••••••在毛泽东••••••在支那，这种残暴行径从古至今时时出现。7月29日通州屠杀以来，塘沽、天津日军连续遭到攻击。正如拉查拉斯律师在开始的辩护陈词中所说：“在此期间，日本方面的军事行动完全出于自卫。”日本方面努力缩小事态，而支那方面却把事态扩大到通州、塘沽和天津。第9页 2014–01–07 17:14:29 和平谈判预计于8月9日在上海召开。然而，就在这一天，上海发生了大山勇夫中尉和齐藤屿藏一等兵被支那保安队杀害的事件，会谈因此未能举行。事实上，支那方面有意识地通过事件促使会谈流产。 ·····法耶鲁《支那纪行》向法国读者介绍：“连不应有的细节，支那军队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用机关枪杀害了大山中尉。日军保持了令人惊叹的冷静，他们是按照最优秀的罗马警察传授的方法去做的，绝对没有用手触摸尸体和汽车。他们召集了大上海的支那市长和英美法官员，这些人很快就来到现场。” ······ 1938年8月1日，《国际通讯手册》转载巴黎《古兰·格阿鲁》报特派员埃德阿鲁·耶鲁森撰写的《支那事变观察》。 “8月9日发生了守备虹桥机场的支那士兵杀害日本海军士官的不幸事件。如果日本官兵能够当心，事变或许能够避免。但无论如何，事变都是支那一方有意策划的。南京政府决心最晚也要在15日以前在上海点燃战火，这是不容置疑的。这样不仅是为了将日本一部分力量引向中国南方，更重要的是隐含了这样的动机也就是将日军拉向中立地带引发难以避免的国际争端。这是一个通过频频爆发的事件和各种误解来诱导西方舆论的奸计。由于这得到了蒋介石本人的同意，甚至蒋介石本人也感到有些得意。我10月末在南京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询问······ 他做了这样的回答。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当初日本政府和军部期望避免交战，认为进攻上海很危险。” 第96页 2014–01–07 16:32:29 1938年1月14日，（国际委员会）41号文件中第一次记载，安全地带有25万人。另外，其中还有“关于大米事宜，由日军进行筹措，并通过自治委员会办理。” 1月17日，（国际委员会）43号文件追加注释写道，“日军当局赠与自治委员会千袋大米，于今天早晨开始交付。” 第115页 2014–01–07 16:33:03 4月13日，日本军队在城内没有和支那军队交战，也看不到举手投降的支那士兵。不过，没有发生巷战并不意味着南京已经安全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前所述，支那军队已经脱掉了军装，冒充市民潜入安全地带。安全地带只是为市民非战斗人员提供的避难场所，但在那里潜入了便衣支那士兵。即使脱掉了军服，他们仍是十足的士兵身份。虽然有些士兵脱掉军装时扔了武器，但并非全部如此。如下所述，他们隐匿了相当多的武器，无法估计他们会在何时用这些武器袭击日军。记者斯提尔也写过：“市内仍潜伏着进行狙击的支那士兵。” 根据南京战史，事实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2月14日，坦克中队的士兵在中山路十字路口下车，进入附近会堂时，遭到了数十名支那士兵的袭击。日军急忙乘车逃离。在扫荡中也发生过日军遭到狙击的事情。便衣兵是国民党军队，毋庸置疑。国民党出版了大批违反战争规则的抵抗材料，日本方面材料吻合。直至1938年1月22日，华中军第六野战炮联队第十二中队仍然遭到国民党狙击手伏击。这时，华中军早已明令惩罚违纪军官。外务省接到领事的控告，向内阁提出召开紧急会议已经一个月了。谷田勇和参谋官去114师团司令部，司机被狙击手打死。如此例证多不胜数。依据十九世纪以来的战争惯例，游击队不穿军服、混入平民，就是非法战斗人员，可以论间谍罪立决。华盛顿将军就这样处决了英国贵族军官安德森。 2014–12–22

純潔與邊界，或弱者的武器 | 劉仲敬 Feb 15,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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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潔與邊界，或弱者的武器 | 劉仲敬 Feb 15, 2017

髒就是別人的東西，你習慣的東西就不覺得髒。你擦鼻涕的時候不會覺得髒，看見別人擦鼻涕就會覺得髒。你如果覺得用某一個男人或女人的牙刷不嫌髒，就可以結婚了。猶太人和穆斯林看到異教徒吃不潔食物，是會感到生理性惡心的。這樣的感覺，就是共同體的強大壁壘。其實伊斯蘭是因為討厭你們的骯髒，又嫌人多清空比較麻煩。蒙古人當年也出於類似理由，對下江南不感興趣。問題在於南宋的碰瓷和無賴造詣快要趕上蔣介石了，否則臨安本來可以好好做高麗第二的。不過有張獻忠，這些障礙並不是絕對不能克服。清潔和骯髒，主要是共同體邊界和自我投射的問題，跟科學意義的單位體積包含多少大腸桿菌，沒有任何關係。巴布爾的大臣寧願放棄十倍的封地，也要回喀布爾。巴布爾本人也嫌髒，看在皇帝寶座份上忍了，但還是像川普一樣，有空就上推特罵兩句⋯⋯我是說，在羊皮紙上寫兩句⋯⋯ 鮮卑人的太子受不了洛陽，蒙古人和滿洲人非要建上都，理由跟英國人到了印度，必須在山上修避暑別墅沒有區別。空曠地區的居民看到高密度的費拉貧民窟，再加上蒼蠅一樣的群眾和傳染病，第一衝動必然是成吉思汗式的，快點給我清理乾淨，讓草長起來，天蒼蒼野茫茫多麼乾淨，最後看在錢的份上，放你一馬，但拿了錢還是要走得遠遠的，跟你們住在一起太受不了了⋯⋯ 費拉憑自己的骯髒嚇跑的侵略者，比憑武器打跑的侵略者要多得多。這個一點都不是開玩笑，八國聯軍和日本人都是這麼想的。最大的憂慮不是打不死這些小強，而是打死以後哪個倒霉蛋要負清理責任。日本人的清潔是遠近馳名的，為了強迫滿洲國講衛生，已經快要精疲力竭了，再加上北平火車站的人山人海，對生活簡直喪失了信心。凡是看過史料的人都知道，國民黨從來沒指望打贏。他們不怕打敗仗，只怕日本人打了就走人，所以作戰目標是不讓日軍脫離接觸。這樣的戰爭方式只需要人多而賤，軍事工業和後勤供應都是沒有必要的。美國人對待貴匪的方式，其實也是蒙古式的，既怕你的髒，又捨不得你的錢，所以就像去傳染病地區做生意的商人一樣，隔得遠遠地叫喊，你們千萬不要過來，讓你們的白手套把錢袋留在這兒就行了，你們走了以後，我會讓自己的白手套過來拿⋯⋯